構(gòu)建和諧社會 宗教能做什么？

　　如果我們把僧團比作為“小社會”，則可以從僧團的和合，看出建設“和諧社會”的途徑。佛陀為了使僧團能夠有效地、和諧地運作，提出和合的六大要素，即“六和合”或“六和敬”：見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是和合的本質(zhì)；意和同悅、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是和合的表現(xiàn)。戒律是佛教徒的行為規(guī)范，佛陀特地提出只有將行為的規(guī)范、思想的共同、利益的均衡作為共同的原則，才有和樂、清凈的僧團。

　　“和諧社會”必須是行為規(guī)范的社會，“戒和同修”是律治的精神所在。“佛在僧數(shù)”說明律治意義上的平等，對立法者、執(zhí)法者、守法者同樣具有法律約束意義，否則必影響到大眾的團結(jié)。而且，從佛教的戒律變化與更新，從印度的戒律到中國的清規(guī)，這是佛教中國化最外層的表現(xiàn)，可以看出行為規(guī)范的更新。同時，從戒律的止持與作持來看，行為規(guī)范不僅是一種消極地遵守，更應該積極地去從事種種善事，不斷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水準。

　　“和諧社會”必須是利益均衡的社會，“利和同均”是財富分配的原則。在一個集團或社會中，必須防范人性的墮落與過于自私，必須對利益作出適當?shù)恼{(diào)劑、節(jié)制。不但如此，更要提倡“布施”，即慈善救濟的慈悲精神，扶危濟貧、互相救助，使困難、弱勢群體得到幫助。

　　“和諧社會”必須有“公共精神”的提倡，“見和同解”是“團體精神”或“公共精神”的呼吁。一個團體或社會，雖然其成員的思想各有差異，從事不同的社會活動，但是必須有基本的倫理價值觀和團體精神，才能保證團體的生命力與社會的動態(tài)的穩(wěn)定性。這就是要加強社會公共道德教育，培養(yǎng)“公民”精神。所以，道德、宗教、人文等精神所提供的超越性價值，可以引導人們在物質(zhì)利益之外尋求生活的價值、生命的意義，超越個人私利的局限，認同社會普遍的道德規(guī)范，形成最基本的“公共精神”。“和諧社會”是社會資源兼容并生的社會，各種民族、宗教、學派、階層是千差萬別的，因此必須使各類社會資源互相促進而又互相制衡。同時，社會日趨多樣化，必然有一個社會主流的價值認同與對社會所有成員的包容，建設“和諧社會”的提出正是希望能夠凝聚社會多元的力量。

　　從佛教的僧團來看，律治、經(jīng)濟、思想并重，在見和、戒和、利和的原則上，才會有平等、和諧、民主、自由的團結(jié)，才能負擔起住持佛法的責任。建設“和諧社會”亦是如此，遵紀守法，提倡道德，平等民主，充分發(fā)揮各階層的力量。見和、戒和、利和是和合的本質(zhì)，表現(xiàn)在僧團中，必定是意和、身和、口和，這三者亦是“和諧社會”的表現(xiàn)。

　　“和諧社會”的建設是社會的共同目標，這是“意和同悅”的表現(xiàn)。作為社會成員，我們對“和諧社會”心生向往，因此在精神上志同道合，全社會共同奉獻于建設“和諧社會”的偉大事業(yè)中。所以，宗教界人士必須自覺增強國家意識和民族觀念，加強自身建設，為構(gòu)建和諧社會作出貢獻。

　　在社會行為中，是有紀律而且合作的，即是“身和同住”。而且，從“身和同住”出發(fā)，我們必須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人類只有和自然“和諧”，才能共存與獲益。佛法的“依正不二”即是立足于人和自然的相互依存，生命主體與環(huán)境是“一體不二”的，差別、多樣性的眾生，只有在同一自然中“和諧”存在，才能保證自身的發(fā)展。而且，我們必須注重“宜居文化”，這不僅是一種適合居住的社區(qū)，而且是和諧的社區(qū)文化。追求幸福是個人的事情，但是人的存在是依存性的，是一種與他人共在狀態(tài)，所以個人幸福必然產(chǎn)生于主體間關系。世間不幸的原因在于：不想讓別人幸福，就大家都不幸福。

　　“和諧社會”表現(xiàn)在語言文字層面，是誠實、正確，充滿和諧友誼的，即“口和無諍”。所以，“和諧社會”的文化必須是“無諍”的文化，傳播世間的真、善、美，使人能夠積極向善、向上，引導人們趨向?qū)庫o、平和。

　　所以，“六和敬”的精神是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生活規(guī)范，也是社會和諧的精神所在。從自他關系來說，就是充分地尊重所有人的生存權(quán)和人格；而且，從自他的互動來說，必須從給予他人的幸福中，謀取自己的幸福，所以應該克服內(nèi)心世界的自私與欲望，真正發(fā)揚人性的光輝。

　　佛陀已經(jīng)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為我們后代佛弟子提出建設和合、清凈僧團的精神與原則。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佛弟子更應該發(fā)揮自身的優(yōu)勢，積極參與“和諧社會”的建設，這是全社會的期待，也是我們廣大佛教徒的自身內(nèi)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