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據(jù)》重編訂，避免毀壞經(jīng)像過

　　《西方公據(jù)》重編訂，避免毀壞經(jīng)像過

　　大師閉關(guān)之后，無法拒絕一切，因為很多書的校訂、鑒定和序言要大師來作�！吨赜單鞣焦珦�(jù)》就是其中一本重要的小冊子。

　　《西方公據(jù)》最早是產(chǎn)生于清代，是指導(dǎo)念佛的一個小冊子。按照清代彭際清居士在1792年撰寫的《重訂西方公據(jù)敘》介紹，這本小冊子是“吳門諸信士”編輯的，也就是蘇州一帶的念佛居士們編輯的，時間大約在1752年之前。流通四十余年后，為了重刊新本，有人請彭居士校訂。彭居士說“予閱其書。所繪諸圖。誘掖之意頗勤。而于古德遺文。信手攈拾。都無倫次。其詞句亦間有謬誤。不可不正也。于是芟煩補闕。厘為七門。由淺及深。背小向大。庶乎凈土之指南矣。”

　　彭居士訂正之后，增加為二卷，題為《重訂西方公據(jù)》。計分起教大綱、凈業(yè)正因、凈課儀式、西方境觀、往生功行、蓮宗開示、往生現(xiàn)果等七章。其中之第四西方境觀有接引、見佛二圖，以助觀力，并以九蓮華標示九品往生之機類。第五往生功行，亦繪四蓮華，以記誦經(jīng)、懺悔、作福、普度之行業(yè)。第六蓮宗開示，收善導(dǎo)之專雜二修說、臨終正念訣、永明之禪凈四料簡等十一條法語。第七往生現(xiàn)果分為集驗、書證二項，記錄作者當時的見聞。

　　“西方公據(jù)”的來歷跟蘇東坡居士有關(guān)，蘇東坡曾隨身佩帶阿彌陀佛畫像一軸，并說：“此軾往生公據(jù)也”。但是遺憾的是，蘇氏臨終時，友人提醒他生西公據(jù)，他自指胸口說“此處著不得力”，友人進一步勸他著力求生，他卻說“著力即差”而終。這是由于平素受執(zhí)理廢事觀念的誤導(dǎo)，未曾用功，所以臨終不得力，乃至臨終尚未覺悟，未能投誠歸命阿彌陀佛。

　　《西方公據(jù)》的編輯就是為了平時信愿念佛，著實用功以作為往生左券。印光大師在徐肇珩重刻的《西方公據(jù)》序言中開示：“昔人欲令同人，各修凈業(yè)。因輯經(jīng)咒文說，及諸應(yīng)驗，以為一書，名之為西方公據(jù)。公據(jù)者，即把柄，與左券之謂也。果能受持阿彌陀經(jīng)，則知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依正莊嚴，種種功德。阿彌陀佛，現(xiàn)在說法。光壽無量，誓愿洪深。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皆以修此信愿念佛之多善根福德因緣妙行而生。其有不真為生死，發(fā)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號。以期近則登不退地，遠則圓成佛道者乎。”

　　民國十九年(1930年)，大師的老朋友真達和尚擬重訂《西方公據(jù)》，跟大師商量，不大用舊本的原文，重新編輯，凡《印光法師文鈔》中三皈五戒十善等都收錄進去。又請大師將三轉(zhuǎn)四諦*輪，略釋其義，有近二千字。又請大師專門撰寫《臨終三大要》，也有二千多字。都收入新編的《西方公據(jù)》。中秋日，大師撰《重訂西方公據(jù)》序言，指出原流通本存在的問題和新版《重訂西方公據(jù)》的內(nèi)容。原流通本的問題是：“西方公據(jù)一書，流傳已久。其所採錄之言論，繁簡不一。有列彌陀經(jīng)，往生咒于首者，亦有不列者。而其中列三圣像，九品蓮臺，蓮中備圈，令人點以記數(shù)，則同。多有九品各蓮臺，均畫一佛像者。此后則擇古今切要開示，及顯明事跡，以期閱者生決定信愿，得以決定資此以往生耳。其用意抑何深厚而周到也。然以念滿，或沒后則燒，殊覺有毀壞經(jīng)像之過。而一本利人好書，終必付之一燒，不徒暴殄天物，又復(fù)不能普利。若留以傳世，則點得烏黎巴皂，難起人之閱興。進退思之，殊難合適。”因此有必要重訂。

　　重訂本的內(nèi)容是“首列經(jīng)，咒，念佛儀。次列古今顯豁淺近各開示，而復(fù)注重于臨終助念一法，以期不至功將成而被無知眷屬破壞也。次列三皈，五戒，十善，四諦，四料簡各略釋，及佛號百頌，以期初發(fā)心者，略知意義。訂作一本，以為永遠傳閱之書。”

　　如何避免毀壞經(jīng)書呢？重訂本“其九品圖記數(shù)之法，則另作一本，隨附正書，以備行者記數(shù)，及將來焚化。”為什么要把《西方公據(jù)》正本與九品計數(shù)冊分開呢？大師給圓拙法師的書信中介紹：“友人欲重訂而廣印。光謂點完必?zé)�，�?jīng)佛亦隨之而燒。以點得烏黎巴皂，亦不好受持。因商其辦法，不刻經(jīng)像，但列九品蓮臺，并○以備記數(shù)。其訂正排印，皆光經(jīng)理。”

　　這樣重訂本《西方公據(jù)》，內(nèi)容更加充實，九品蓮臺圖作為附冊單行，避免了毀壞經(jīng)像之過，更方便念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