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讀書筆記——一個新皇朝和一本書的誕生

　　一）公元1351年，“太陽”曾經(jīng)升起在九資河上

　　——羅田有一個“圣人堂”村

　　九資河是湖北羅田境內(nèi)的一個小鎮(zhèn)，位于大別山主峰腳下。11月2日傍晚去天堂寨，同事拍秋天紅葉，我出門上路，結(jié)果錯會了幾條山路，直到凌晨1點才摸到了 九資河鎮(zhèn)屬下一個名叫“圣人堂”的村子。深山里秋天很冷，蜷在被子里一夜冰冰涼，早早醒來爬下床，把頭伸出窗外探看。大山里的秋晨安靜得像一幅風景油畫， 山－陰－、溪流、房舍、收割后的稻茬、田壟上淡淡紫霧、鳥鳴、路埂上的烏桕樹、一爿灰磚神龕……都是油墨重彩，圣人堂村高高掛在清冽的天幕上。

　　圣人堂村只有二、三十戶人家。早起四個人圍著一桶臘肉掛面過早，在堂屋里咽辣椒。屋主老小上來圍觀，便問村名來歷。屋主老少緘默無語，走出屋門在板栗樹影 下咸站著，一起齊齊搖頭。屋門口有一株如蓋的板栗樹，樹枝遮蔽了晨光，樹干蒼虬，樹葉硬冷，鐵片裁剪一樣。葉色*如銹，像這挨挨擠擠一家子人的臉色*，板栗樹 下心事浩茫一般。

　　過早畢，跟著繞過板栗樹，右拐下坡，四個人下到山凹里的田畈上。田畈已經(jīng)是第十百千年地收割過了，泥土很古老很熟肥。稻茬硬朗，晨露很大，鞋背濕鞋底扎。 第一線陽光射過來收霧，霧干凈后，凸起的田畈漸漸白亮。田埂上都是紅葉樹，像一處處火苗。紫紅的是柿子樹，殷紅的是烏桕樹，金色*的紅是楓樹，有的兀自孤 立，有的很憂郁�？煜碌骄刨Y河時，鵝卵石堆上有一塊白碑，很小，半張老鄉(xiāng)家里的桌子大。石碑下衰草凄迷，石碑上淺淺地刻了一段字，字沒有上色*，讀得很費 勁，讀了半天漸漸讀出“徐壽輝”三個字來。

　　原來這里面有一段關(guān)于“圣人堂”村的來歷，其歷史可以上溯到元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有一個名叫“天完”的皇帝就“誕生”于此地，雖然他連同自己的新皇朝“成立”不到10年，但畢竟“紅太陽”曾經(jīng)升起在九資河上。

　　二）偈曰：天下當大亂 彌勒佛下生

　　——布販子徐壽輝何曾料到自己是一個轉(zhuǎn)世彌勒

　　元末明初，一個名為“明教”的秘密民間宗教重新浮出長江南北，忽然烈火烹油起來。

　　明教歷史上源于波斯，是流行一時的“摩尼教”。自唐時傳入中國，歷朝歷代屢遭禁斷。唐以后隱匿在東南沿海一帶民間流傳。因為摩尼教崇拜光明，所以又稱為明 教。明教在社會結(jié)構(gòu)松弛，精神資源匱乏的中國社會底層，薪火不曾熄滅，不斷變換名稱茍延。因為有末世情結(jié)，有劫變觀念，便有了精神解放作用；加上“習教 者，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周行天下”，也便有了聚眾效應(yīng)、組織功能。五代時陳州摩尼教徒曾聚徒起義，北宋間方臘起義也屬明教教徒的組織策動。

　　到了元末明初，源遠流長的明教地下活動花團簇錦勃發(fā)起來。元末的明教分南北兩系，北方是韓山童的白蓮教，根據(jù)地是安徽（朱元璋出自此地郭子興部）；南方為 彭瑩玉的彌勒教，大本營在江西。教主彭瑩玉是一個不安分的游走和尚，已經(jīng)在江西、湖北兩地秘密傳教近十年，四方行走，以替人免費治病為名傳教，廣受信徒。 由于他“法術(shù)”高強，老百姓“事之如神”，尊稱為彭祖。彭瑩玉到處宣揚“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這一偈言，湖廣信眾蠢蠢蠕動，急待“末世劫變”的來 臨。到了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萬千信眾被煽動起來的“轉(zhuǎn)世彌勒”心理期待，達到了頂峰，眼看就有隨時崩潰的危險。現(xiàn)在，彭瑩玉唯一馬上必須做 的一件事，就是趕快找到一個人充當“人民大救星”，回應(yīng)偈子，證明預言。

　　這個人在哪里呢？他又會是誰呢？

　　這一天，也是彌勒教信徒、麻城鐵匠鄒普勝正在鐵鋪里打鐵。這一天，鄒鐵匠擔當了從凡夫俗子中慧眼識得“轉(zhuǎn)世彌勒”的大任。這一天，鄒普勝像往日一樣，埋頭 忙手里不多的活，冷火秋煙起爐，叮叮當當開工。這一天，有一個人影自門外仄進屋內(nèi)，大大咧咧，肩上一塊10多斤重的大隕鐵吭地扔在地上，開口要師傅打幾把 好鋤頭，嚷嚷好鋤頭才能賣好價錢。這一天，這個來人有一搭沒一搭跟鄒鐵匠扯絮的時候，抬腿上了作坊中間打鐵的大鐵砧，蹲上去，摸出一袋煙，吞云吐霧起來。

　　周鐵匠看到來人這個蹲坐鐵砧的動作，大吃一驚：這不是應(yīng)了昨夜的一個“黃龍蟠其鐵砧”的大夢么？再細看來人，天庭飽滿、地闊方圓，雙耳垂肩、雙手過膝，相 貌堂堂、器宇不凡。周普勝心生一喜，好生招待來人，趕緊喚來教主彭瑩玉相看。彭和尚看此人果然了得，脫口道：“天佑我教，眼前此人即彌勒佛轉(zhuǎn)世之圣人 也！”

　　這個人不是別人，原來是羅田鄉(xiāng)下販土布的販子，大名叫做徐壽輝，也是一個彌勒教信徒。今天販布不曾換得錢，換得10斤隕鐵，找上周鐵匠想隕鐵變鋤頭，再用 鋤頭變銅錢。不想被周鐵匠“發(fā)現(xiàn)”了真身，被彭和尚“加封”為圣人，真是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不由得對二位唱了一個大喏。

　　湖廣地方志書記載了這一“彌勒轉(zhuǎn)世圣人出”的遺聞軼事。

　　一日，壽輝行山中，獲鑒鐵10斤。某日夜，鄒普勝夢見黃龍蟠其鐵砧。明日壽輝攜鐵過之，令普勝制鋤，蹲坐鐵砧上。普勝大異，告之曰：“今天下尚須鋤治耶？當為煉一劍贈君耳。”（萬歷《湖廣總志》卷九八《別傳》）

　　在彭、周二人的耐心啟發(fā)下，徐壽輝才得以發(fā)現(xiàn)自己的價值遠不止于販土布。非凡之人必有非常的模樣，爹娘給的英顏俊貌沒有白長。原來彌勒就藏在漂亮的后面， 一經(jīng)點化即成圣人真身。自個兒彌勒轉(zhuǎn)世殊不知，差點違了天命。想著想著徐壽輝自己都嚇了一大跳，不是一小跳。接下來三人一合計，決定共同“謀舉大事”。

　　壽輝，羅田人，又名真一，業(yè)販布……。（彭瑩玉）奇壽輝狀貌，遂推為主。……元末盜起，袁州僧彭瑩玉以妖術(shù)與麻城鄒普勝聚眾為亂，用紅巾為號。（《明史列傳》）

　　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八月，北方白蓮教劉福通“挑得黃河天下反”，穎州起義僅僅三個月，彭瑩玉隨即與麻城人鄒普勝策動響應(yīng)，在大別山主峰天堂寨起 義，布販子徐壽輝被擁戴為首領(lǐng)。當月奪取羅田縣城，次月攻占圻春和黃州，十月便在浠水建都，徐首領(lǐng)搖身一變成為“大宋”徐皇帝，國號“天完”，年號“治 平”，下設(shè)府、省、院、部，任命太師、元帥、元帥簿書椽，鑄印鑄幣，完成了“圣人”的一全套手續(xù)。這時距離造反才兩個月。

　　這一天浠水縣郊清泉寺廟里，鑼鼓喧天，登基的場面一定熱鬧非凡。師太殿上一場儀式有現(xiàn)成的“祖制”照搬，之后，賣土布的烏雞變成萬民之上的鳳凰。“皇帝輪 流做，明日到我家”這一套太方便了，換湯不換藥，中國老百姓已經(jīng)稔熟于心。雖然北方劉福通更早舉義旗，但建都立國稱皇帝，大山里的徐壽輝來得最早最急切。

　　1987年3月，重慶市江北區(qū)考古掘出了原徐壽輝的部下，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在重慶稱帝，國號“大夏”皇帝明玉珍的衣冠墓，出土了一塊《玄宮 之碑》。碑文記載了登基的那一日。這個記載，想來可以作為此時徐皇帝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十月，浠水城郊小廟里登基場面的寫照。

　　十一月，郊望。癸卯歲正月朔旦，受皇帝璽綬，國號大夏，改元天統(tǒng)，歷曰先天。禮樂刑政，紀綱法度，卓然有緒。立太廟，追謚顯考朗曰欽宗，顯考妣魯氏曰衍 慶；皇考子成曰莊惠，皇考妣郭氏曰恭懿；王考如海曰昭順，王考妣朱氏曰慈寧；考學文曰宣武，妣趙氏曰貞淑。皆追王曰皇帝、皇后，祀以天子禮樂，與郊社并 隆。仁孝誠敬，蓋天性*也。越明年，典后、立東宮。（《大夏太祖欽文昭武皇帝玄宮碑》）

　　一介生于社會底層的販夫走卒，這一天，“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列祖列宗被追謚，親戚六眷重新封號，登基意味著一家子雞犬升天，也意味著身家性*命從此全部蓋 上了收益抵押的戳記。到了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徐壽輝感覺位置坐安穩(wěn)了，派人到羅田山鄉(xiāng)故里建“田元殿”，筑“紫云臺”，在村背后最高處立一 “無敵碑”，以夸示其功績。“圣人堂”村的村名改名流布，估計正是在這個時候。

　　然而，歷史又證明徐壽輝還真經(jīng)不起“歷史”選擇。

　　他不夠敏感、狡猾，也不夠殘忍，奸詐。以結(jié)伙暴力之道路替代一人一票登上權(quán)力舞臺的歷史，必然鉸接著以集團－陰－謀軾君當作議會彈劾之手段，褫奪權(quán)位一并伴隨 著褫奪性*命的游戲結(jié)局。徐壽輝在這場游戲中，智力不如長相那樣漂亮，這個泥腿子還沒有洗干凈的皇帝犯了兩個嚴重錯誤：一方面稱帝之后，鐵匠鄒普勝做了太 師，教主彭瑩玉則反無官職，徐壽輝不知道“彌勒轉(zhuǎn)世”一偈給予的合法性*需要不斷更新，意識形態(tài)控制并不是一錘子買賣定終身那樣簡單。另一方面兵權(quán)逐漸被部 下陳友瓊轉(zhuǎn)移到了手中，徐壽輝不知道皇帝管臣子，臣子管打仗，做皇帝就是做臣子們謀反能力的窺視工作，要像狐貍睡覺也要睜半只眼那樣警惕大臣能力的臨界 點，一旦感到了能力的過界，就要毫不留情用殺戮來消滅。狩獵時代，不狩獵別人，被狩獵的就會是自己。

　　狩獵的另一面是看護，看護首先是對自己生命的看護。有了生命就有了合法性*，沒有了生命合法性*也隨之消失。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五月，深居簡出的徐 壽輝，在安徽被陳友瓊騙出殺死。這時的徐壽輝成為應(yīng)證“慧眼”的一個玩偶，新暴力對偈語重新解釋。這個合法性*的“解釋系統(tǒng)”不是今天的理論理性*，鐵匠周普 勝的“慧眼”只是流民的學識，其來源只是社會邊緣人的生存經(jīng)驗。也由于此，周普勝得以在陳皇帝新朝繼任太師一職。三年后，陳友瓊中流矢身亡，埋在武昌蛇山 腳下，鄒太師已經(jīng)不見記載了。因為新暴力已經(jīng)是朱元璋，他有自己的一套“朱家皇朝”合法性*生產(chǎn)機制。

　　今天在武昌蛇山腳下，陳友瓊墓冢尚在，但城內(nèi)知者甚少，吊者更是寥寥。有一人名叫楚成，網(wǎng)上寫下《水龍吟——題武昌蛇山腳下陳友諒之墓》。該詞游罷草冢， 嘆時空飛旋，英雄成灰，殊不知“英雄”不過是欲|望的玩物，胡謅“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卻終究跳脫不出時間的裁斷。后來人撫今追昔，拿歷史做目的，用邏輯串 出意義，給行動抽象引申，賦予虛無以本質(zhì)。

　　算來堪數(shù)英雄，荒階野徑誰憑吊？巍巍龜蛇，滔滔漢水，空余夕照。墓草蕭蕭，孤鴻聲里，煙消云渺。將蔞蒿折斷，碑文輕觸，因何故，無人掃。

　　遙想沔陽年少，伴西風，仰天長嘯。漁家小子，江湖浪跡，胸懷遠抱。不畏強權(quán)，不茍蠅利，高擎大纛。嘆儒生繆論，古今歷史，以成亡較。

　　三）年荒世亂走天涯 尋得陽山好住家

　　——私塾先生施耐庵六十歲落草，做了軍師

　　就在元末兩只主要紅巾軍暴民隊伍，江北破落地主劉福通率黃河民工、江南布販徐壽輝率羅田山民，造得天下一片反的時候，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正月， 江東鹽販張士誠及其弟張士義、張士德、張士信等“十八根扁擔”也率泰州鹽徒揭竿造反，趁亂起事，企圖分得一瓢飲。張士誠不打紅巾軍旗號，落得自己干自己快 活。

　　張士誠為人江湖味道很濃，“頗輕財好施，得群輩心”，是一個與“鹽”“船”事務(wù)密切相關(guān)的地方能人，在江湖上頗具號召力的“領(lǐng)袖式”人物。“十八根扁擔” 首先在白駒場張家墩殺了弓手丘義和大鹽商，然后“齊上戴家窯，一路杏花（興化）村，順帶高郵州”，在得勝湖畔小陽山結(jié)寨，組織戰(zhàn)艦，訓練舟師。一年后，張 士誠在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當年，元軍聚40萬向“大周”進攻，張士誠僅率數(shù)千人，堅守高郵一月余，直到元軍內(nèi)訌，師勞無功，不戰(zhàn)自潰于城下。張士 誠乘機奪取整個淮東地區(qū)，南渡長江，進占浙西。

　　張士誠能夠在元軍、義軍和地主武裝三面夾敵的形勢下游刃有余，能夠在天下大亂中碳中取栗、得心應(yīng)手，這一切據(jù)均得益于帳中幕下有一位能掐會算的軍師爺。這位軍師爺是何方神圣？

　　不是別人，正是在今天赫赫有名的《水滸傳》作者施耐庵。

　　施與張扯上關(guān)系是由于施耐庵的表兄弟卞元亨。張士誠籌劃起義時，卞元亨“毀家產(chǎn)給軍餉，募兵勤王，以倡士民助義之心”，頗有梁山仗義施財味道；又力薦授書 為業(yè)的表親施耐庵做幕僚。施耐庵博學多才，上通天文，下曉地理，在祝塘徐家蒙館之時，曾給徐家看過兩塊“風水地”，一塊是香山，一塊是砂山。香山出才子， 后來果然出了個徐霞客；砂山出人丁，徐家人丁所以興旺。施耐庵還懂天文，還能知未來過去，在祝塘一帶傳聞頗盛。

　　讀宋家士贊言，高風世仰。

　　觀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揚。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張士誠“替天行道”，這年盡管施耐庵已經(jīng)58歲，《水滸傳》已經(jīng)寫到第四十五回，一來張士誠誠邀、卞元亨力薦，二來也“有 志圖王者”志向，平日里慣常舞刀弄槍的施耐庵，素有“武林施某”的影響，半推半就，放下筆硯，端起了鵝毛扇做了軍師。

　　萬卷經(jīng)書曾讀過，平生機巧心靈，六韜三略究來精。胸中藏戰(zhàn)將，腹內(nèi)隱雄兵。謀略敢欺諸葛亮，陳平豈敵才能，略施小計鬼神驚。名稱吳學究，人號智多星。（《水滸傳》）

　　三年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張士誠奪得蘇州，改蘇州為平江，自立為“吳王”。也是這一年，朱元璋占據(jù)金陵（元代稱集慶），改集慶為應(yīng)天府，受 “小明王”韓林兒的冊封，任江南平章政事。佃戶出身的朱元璋匪氣與豪氣并存，集圣賢、豪杰、盜賊于一身，張士誠與之毗鄰割據(jù)，等于是狐貍與老虎同塌共枕， 必不能久臥。施軍師能知過去未來，為張士誠建議發(fā)展方向道：“獐不離草，草不離獐，獐在草里可藏身，上樹必亡。”勸說張（獐）暫回師草埝（草），不必久留 蘇州（樹），鞏固江北，是為上策。

　　張士誠具有深刻的江湖流氓本性*，做事目光短淺，只看有利無利，既不重信譽，又不懂權(quán)謀。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8月，張士誠第一次受元朝廷招安起， 前后招了反，反了又招，達3次之多。為人又極端殘忍不義，同為造反派的元末首義劉福通，也被他毫無顧惜斬于刀下。眼下，好容易割據(jù)了南達紹興、北抵徐州、 西距濠州、潁州這一塊中國最為富庶的地區(qū)，又去那貧瘠的江北于心何忍？軍師的方略終未采納。對施耐庵敷衍的同時，與元朝廷招安受降談判起來。是年，施耐庵 62歲，屢遭拒諫，便告老還鄉(xiāng)，隱居江北，授徒、行醫(yī)，著《水滸》。

　　臺灣《大華晚報》1980年7月26日署名趙知人撰文《施耐庵的故里及其遺跡》，文中講施耐庵隱居著書，朱元璋派員征召，早年同窗、故交劉伯溫來訪的故事——

　　這天，當劉伯溫來到施耐庵的書齋時，忽聽里面發(fā)出一陣陣激烈的撕打聲和吆喝聲，推門進去一看，只見施耐庵精神抖擻，掄起拳頭，正和案頭上一只栩栩如生的紙 扎老虎拚打，不禁哈哈大笑起來。施耐庵抬頭看到是劉伯溫來了，趕忙上前拜揖，口稱：“軍師遠道而來，有失遠迎，萬望恕宥。”劉伯溫一邊答禮，一邊笑著說： “我這是二次奉旨前來恭請師兄哩！”

　　施耐庵知劉伯溫的來意，忙命家人擺上酒筵來，殷勤勸劉伯溫吃酒，劉伯溫乘酒興，隨口念了幾句詩：

　　聞?wù)f江南一老牛

　　詔書征下已三秋

　　主人有甚相虧處

　　幾度加鞭不轉(zhuǎn)頭

　　施耐庵知道這是戲謔自己，當即回稱：

　　老牛力竭已多年

　　項破皮穿只愛眠

　　犁耙已休春雨足

　　主人何必再加鞭

　　念完詩句，他一連干了幾大杯，然后裝著酒醉，回書房伏在書案上睡了。劉伯溫近前一看，桌上放著他還沒寫完的《景陽崗武松打虎》這一回書稿。他明白施耐庵是不愿為官的，就未再加勸說，回去復旨了。

　　劉伯溫走后，施耐庵唯恐朱元璋再來征召，便到白駒場西邊十八里自己的莊田上，按蘇州閶門外故居的格局，建了房院，遷來此地，并沿用故居的地名，東面叫楓橋，南面叫柳橋，北面叫板橋，總稱施家橋，亦稱施家村。

　　當時，村西有一蘆葦蕩，占地十余畝，蕩中蘆草繁茂，魚蝦甚多，每到秋冬季節(jié)，野鴨成群飛來。蕩口直通河溪，溝河交岔，蕩中還有一土墩，高高露出水面。施耐庵便以此為梁山泊，常和羅貫中一起，坐著小船，登臨其上，猶如畫寫生一般，專心從事創(chuàng)作。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正月，朱元璋部攻破了平江（即蘇州），張士誠縛往金陵，后絕食身亡，被銼骨揚灰。第二年，也是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 年），《水滸傳》完稿。坊間認為《水滸傳》是施耐庵撰，門生羅貫中定。這年施耐庵73歲，《水滸》手抄本開始在世間流傳。

　　老不讀《三國》，少不讀《水滸》。隨著時間的推移，《水滸》對中國人的影響越來越大，漸次左右了中國人——尤其是社會底層——的生活和思維�！端疂G傳》在不同時代由于統(tǒng)治者的不同需要，受到不同評價，地位起起伏伏，遭遇天上地下。

　　四）中國的“民約論”？社會主義之小說？還是暴民的經(jīng)典？

　　——幾百年來，評論《水滸》論從史出、人言言殊

　　施耐庵（公元1296年-公元1370年），名彥端，字子安，元末明初人，曾任鄆城縣訓導，得以遍訪梁山英雄遺跡，結(jié)合白駒場張士誠農(nóng)民起義的原型寫成 《水滸傳》。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施耐庵七十三歲，《水滸》已有定稿，從白駒傳出了手抄本。明朝胡應(yīng)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記載：“武林施某所 編水滸傳，特為盛行。”

　　明萬歷年間，《水滸傳》輾轉(zhuǎn)相抄，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不僅販夫走卒愛不釋手，就是達官貴人也爭相傳閱。最后竟傳進了皇宮。朱元璋當年參加武裝反元斗爭， “變泰發(fā)跡”后對元末的紅巾起義是完全否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己作了皇帝，鼓勵人們的造反精神使他感到危險。因此，清光緒伯綏氏《夢花館筆談》中說： 《水滸》抄本傳到朱元璋的皇宮，朱元璋看了很生氣，隨即作了批示：“此倡亂之書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謀，不除之貽患。”施耐庵由此被關(guān)進了刑部大牢，經(jīng)劉伯 溫幫助，年余后才得以釋放。

　　明代鼎盛時期，《水滸》在民間和文化界變得“精彩”起來。他們把《水滸》看作一部在變態(tài)社會中，傳續(xù)儒家“道統(tǒng)”的著作，貫穿了“禮失求諸野”的思想。把 《水滸》比作孔子的《春秋》、莊子的《盜跖》、司馬遷的《史記》，認為是一部變態(tài)社會條件下，寄托中華文明傳統(tǒng)價值“道統(tǒng)”的作品。與那些“竊國大盜”相 比，小說中的一群“盜寇”卻是真正的“忠義”之士。汪道昆在萬歷十七年重刻的《〈水滸傳〉序》中贊譽《水滸》是一種治“亂世”的“權(quán)宜”教范。如果《春 秋》是“史外傳心”的話，《水滸》則是“紀外敘事”。

　　明清間，特別是清晚期，則把《水滸》看作是一部伸揚“民族大義”和“民權(quán)主義”的宣言，認為它乘載著“民族、民權(quán)大義”。明代李贄，清代嚴復、梁啟超一大 批文化名流認為，《水滸》是三大“劫難”──國家傾覆于胡元、社會糜爛于貪腐、人民淪陷于牛馬所催生，是一部蘊含了反抗異族統(tǒng)治，光復漢室，伸漢人的人 權(quán)、建立人民政權(quán)愿望的作品。梁啟超在《小說叢話》中說：《水滸》“實具有二種主義。”其一“以雄大筆，作壯偉文，鼓吹武德，提振俠風，以為排外之起 點。”其二“即獨立自強而倡民主、民權(quán)之萌芽也。”

　　清末民國初年，更有署“佚名”者在《新世界小說社報》撰文說：中國的思想家不必迎合“西國圣哲”，但又“自無不合，則公理為之”，施耐庵就是一個明證。他 說，《水滸》借李逵之口，說出：“晁蓋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作小宋皇帝”；借石秀之口說出：“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是闡發(fā)中國古代“人皆可以為 堯舜”的思想，是中國的“民約論”。所以，耐庵可比盧梭；《水滸》有民權(quán)之思想。

　　王鐘麒在《中國三大小說家論贊》中說：“生民以來，未有以百八人組織zheng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滸傳》。使耐庵而生于歐、美也，則其人之著作，當與柏 拉圖、巴枯寧、托爾斯泰、迭蓋司諸氏相抗衡。觀其平等級，均財產(chǎn)，則社會主義之小說也；其復仇怨，賊污吏，則虛無黨之小說也；其一切組織，無不完備，則政 治小說也。”

　　中華民國時代，毛|澤|東在1936年，他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guān)于造反的故事。我讀過《岳傳》、《水滸傳》、《隋唐 演義》、《三國演義》和《西游記》等。老師憎恨這些禁書，并把他們說成是邪書。我經(jīng)常在學校里讀這些書，許多故事，我們幾乎可以背出來，而且反復討論過許 多次。我認為這些書對我的影響大概很大，因為這些書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齡里讀的。

　　到了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系統(tǒng)”地總結(jié)《水滸》說：“我們有飯大家吃，有敵人大家打，發(fā)餉是沒有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還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滸》里梁山泊就實行了這個政策，他們的內(nèi)部政治工作相當好。”

　　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今天，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周思源回顧50年代說：“現(xiàn)在我們普遍認為《紅樓夢》四大名著中思想藝術(shù)水平都是最高的。但是在50年代就認為思想水平最高的是《水滸傳》，甚至認為它是農(nóng)民起義的教科書。”

　　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和晚期，《水滸》評論前后是不一致的，從“教科書”變成了“反面教材”。1964年1月，毛|澤|東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說：“每個 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6年《毛主席語錄》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jié)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jù)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 斗爭，就干社會主義。”到了1973年－1974年之間，毛|澤|東在12月中下旬的八大軍區(qū)司令員對調(diào)會議上，透露出“晁蓋之憂”說：“一打起來，就可以分 清，誰是真正愿意打的，誰是勾結(jié)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1975年上半年，毛|澤|東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專門聽讀《水滸傳》，與侍讀人員談話說：“《水 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隨后的“評《水滸》”運動中，報刊雜志評論說：《水滸》是一部“既是向封建統(tǒng)治者獻策，又是向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諷諫’的小說。”“施耐庵和羅貫中與那些仇視 紅巾軍的封建文人的處境是一樣的。……施耐庵和羅貫中都曾在錢塘生活過一段時期，過著封建文人的寄生生活。”“正如魯迅所說：《水滸》在封建社會里是被 ‘世人視若官書’的。”

　　今天，時代“發(fā)展”到了千年“盛世”，在創(chuàng)建和諧社會的胡溫時代，評論《水滸》出現(xiàn)了“嶄新”的面孔。

　　《水滸》折射的是中國的國民本質(zhì)：順民變暴民——社會生存的誠信規(guī)則無效后進入鐵血規(guī)則。

　　造反是暴力的、非理性*的，從歷史的角度看，造反帶來人口減少、經(jīng)濟倒退、宗法被破壞，社會制度被打亂，中國差不多兩百年一次動亂，給民眾帶來災(zāi)難。對《水滸傳》的批判，就是要讓人們認識到這一點。

　　只有嫁接的才能是更優(yōu)良的。過去的造反活動由于沒有系統(tǒng)的和科學的理論指導，它只是一場盲目的求生圖存的武裝暴動，一些走投無路、生活無著的人們在一些懷有各式各樣動機的領(lǐng)袖人物（他們往往是社會邊緣人或有經(jīng)驗、有學識的游民）帶領(lǐng)下以生命作最后一搏。

　　水滸：暴民的經(jīng)典。暴民打斷了文化傳脈，遵循的是“暴民理性*”，朱元璋們是難辭其咎的。

　　“流氓精神”的惡劣遺傳。

　　“以上帝的名義”、以愛的名義去關(guān)注人間苦難。它不是像《水滸傳》那樣以動物的名義、以仇恨的名義去關(guān)注人間苦難，推崇的是靈魂原則，而不是生存原則，推 崇的是美魂，而不是匪魂，《悲慘世界》的美學貢獻就在這里。羅曼?羅蘭有一句話說得很精彩，我看到后就不由得眼睛一亮，他說："幸福是一種靈魂的香味。" 這確實是一種很高的美學境界。我在《悲慘世界》里就感覺到了這種"靈魂的香味"。但是我在《水滸傳》里只聞到了靈魂的臭味。跟《悲慘世界》一比你就知道 了。例如暴動，不同的暴動在不同的國家發(fā)生，竟然一個是動物的暴動，一個是神的暴動。一個是愛的暴動，一個是恨的暴動。

　　《水滸傳》：暴力美學的盛宴。（轉(zhuǎn)引自《南方周末》等）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不同時代的言說反映了各時代人們“安身立命”所取舍的那一個“家”；馬克思則說，一個時代的思想實質(zhì)上就是統(tǒng)治階級的思 想。三百年來，關(guān)于《水滸》的評說可謂精彩紛呈，人言人殊。孰是？孰非？關(guān)于這些評論的評論或許還要等待更加漫長的時間，但這一點答案是肯定的：元末明 初，在江北江南各路英雄憑著肢體絞殺建立了一己功業(yè)、做到了一代天驕的時候，有一個人默默無聞，借助文字符號，搭建了一個故事。十年百年、幾百年后，那些 風流人物逐漸灰飛煙滅，消亡得無影無蹤了。這個借助文字構(gòu)建故事的人，無意中構(gòu)建了自己永恒的存在，更也構(gòu)建了整個中國人的精神存在，時間歷久，意義彌 新，成為宰制中國人文化精神生活的“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