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三教同源 中西宗教論爭難免一戰(zhàn)

儒釋道三教同源 中西宗教論爭難免一戰(zhàn)

  在漫長的文化融合歷程中,三家思想已然血脈相連,彼此尊重而無相互引奪,自他默契而潛相秘護。直至明末,西方新教改革開始,其宗教哲學影響擴及中土,試圖改變中國以道為尊的文化格局,而發(fā)展以人為尊的西方價值觀,終至拉攏儒家而直接攻擊釋、道兩教。當時四大師據(jù)理反諍,融合三教,贏得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巔峰成就。現(xiàn)代社會,歐風東漸,慧日西沉,三教聚首,舊猷重敘,于文化、于國家、于宗教,時節(jié)因緣,正當適時。

傳統(tǒng)文化尚未全面復興

  儒釋道三家共同以心為本,以道為尊

  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裾哌M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中行,指行為合乎中庸。梁漱溟曾對泰戈爾說:“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穩(wěn),得乎其中。你看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裾咧練夂艽,很豪放,不顧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為,對里面很認真。好像各趨一偏,一個左傾,一個右傾,兩者相反,都不妥當,然而孔子卻認為可以要得,因為中庸不可能,則還是這個好。其所以可取處,即在各自其生命真處發(fā)出來,沒有什么敷衍遷就。反之,孔子最不高興的是鄉(xiāng)愿,說:鄉(xiāng)愿,德之賊也……鄉(xiāng)愿是什么?即是他沒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會上四面八方卻都應付得很好,人人稱他是好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外面難說不妥當,可惜內(nèi)里缺乏真的。狂狷雖偏,偏雖不好,然而真的就好。這是孔孟學派的真精神,真態(tài)度。”泰戈爾高興地說:“我長這樣大沒聽人說過儒家這道理,現(xiàn)在才明白世俗誤會拘謹、守規(guī)矩為道德,其實那樣正難免落歸‘鄉(xiāng)愿’一途,正恐是‘德之賊’呢!”

  而在狂狷性情,直心為道場的人格基礎上,道依然是最重要的。因此,孔子又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說:“天命之謂性,率性謂之道。”“率性”所行的,就是道。背性而行,則是非道。

  守培法師云:“圣人制人倫之道,以禁其私欲也。以此分別而治彼分別,分別雖同,其意相反。以分別而論,則近于凡夫;以治分別而論,則近于圣人。是故人倫之道,雖非圣人之正道,亦非凡夫邪道也。若人率性而行,則棄人倫之道。可知人倫之道,乃圣凡過渡之程,非究竟處也。然雖非究竟之處,而不可無。如渡河之舟,雖不是久居之處,非此不能渡河故。又須知人倫之道,雖不可無,而不可認為究竟之處。以為究竟者,即不得率性而行,亦即不能入圣境也。如渡者不舍舟,即不能登彼岸故。”

  儒家以道為尊,宗旨十分顯然。道家及佛教,一者是中國文化中承載大道的門庭,一者是印度承載大道的宗教。如憨山大師在《莊子內(nèi)篇注》中所云:“中國圣人載道之言,除五經(jīng)束于世教,此外載道之言,唯老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不知有真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不知有妙論……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已知人欲為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已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故皈命佛!”

儒釋道三家以道為尊的宗旨,由以上諸大德的言論,已揭示得十分清楚!

  明末三家所面臨的共同處境

  由印度傳來的佛教與在中國誕生的道教,在明代君王政府的宗教政策中,都是作為社會或文化來進行理解。如在明王朝的初期,明太祖曾注釋《道德經(jīng)》二卷,另制作《周顛仙傳》一卷,成祖也制有《神仙傳》一卷,顯然,這些工作不一定出于宗教信仰,甚至顯示出收攬民心的意圖。明世宗的時代,由君王本身開始推行抑佛崇道的風氣,甚至發(fā)展到毀佛像、燒佛殿,并令邵元節(jié)承嗣真人的職位,統(tǒng)領天下道教,封禮部尚書,享一品官俸祿等。這些措施使當時的道教逐漸興盛起來。進入萬歷時代,社會上才逐漸有高僧及有作為的居士出現(xiàn)。穆宗隆慶六年(1572年),道教曾一度被查禁,但因其地域宗教及老莊哲學影響的緣故,查禁解除。此后的佛教、道教與儒家漸漸成為渾然雜處的狀態(tài),廣泛流行于民間。當時,道教的袁了凡(1568-1610年)所著的《功過格》曾普遍地為社會所采行,蓮池大師以《功過格》為基礎編制了《自知錄》!豆^格》的思想及持行方式,直到今天仍為廣大佛教四眾弟子所奉行。這些都是對“三教同源”主張的佛教支持。從《竹窗隨筆》對于《自知錄》進行強調(diào)的序文可以看出,蓮池大師傾向于佛教的信仰之心基本可以說是由于“三教同源”說的感化。

  根據(jù)圣嚴法師在《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中的考察可知,早在唐貞觀九年(635年),基督教就以景教之名來到中國,相繼在中國傳播了210年,至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消滅絕跡,此事記錄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宋朝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有種被稱為“一賜樂業(yè)教”的西洋宗教開始傳入中國,歷元、明兩朝,后來不傳,這可能是猶太教。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天主教以“也里可溫教”的名義開始在中國傳播,此教被稱為唐代景教的支裔,元朝在中國的也里可溫教教師,已經(jīng)包括了德國人、法國人和意大利人,多數(shù)傳教士是跟隨西征的蒙古軍來到中國的,所以當時蒙古人是信仰此教的主流。其信仰也隨著之后蒙古王朝的滅亡而逐漸終止。

  到了明代,歐洲興起了宗教改革,羅馬天主教內(nèi)部也要求改革。從1540年開始,耶穌會向東方各國延伸他們的教化路線,先印度,再中國。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查比爾來到中國澳門,神宗萬歷九年(1581年),利瑪竇在廣州香山澳登陸;顒恿硕旰,他正式進入北京,要求會見神宗皇帝!明史》326卷記載:

  “……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歲沾染中土……帝嘉其遠來……給賜優(yōu)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

  此后,西方人來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多起來,大多聰明特達之士,專于傳教,不求名利、官位。他們帶來的文化,多半是中國原本沒有的,如數(shù)學、哲學、天文等。很多人初次接觸,大感好奇。于是天主教傳播開來。

  早期,因由一批中國學者幫這些傳教士從事翻譯和文章潤色,使他們的著作在中國上流社會迅速傳播。1643年,30位傳教士中,寫有14種著作的有7人,5種著作以上的有13人,這些著作被出版并廣泛流傳。從這些著作的立場上看,他們將儒家看成天主教發(fā)展的伙伴。傳教地點由廣州、澳門為中心,推廣到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開封、福州、山西等地。

  外人的攻擊與佛教的反諍

  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因為南京天主教徒聚眾活動規(guī)模巨大,南京禮部侍郎沉灌聯(lián)合一些官員上奏,說西方教士在南京的傳教活動動不動就上萬人,日夜集會,極似當時的白蓮教(附佛教外道)和無為教(附道教外道)。因為害怕進而產(chǎn)生政治叛亂,明神宗下令取締天主教,逮捕傳教士。明末抗拒天主教的人數(shù)越來越多,但與此同時,自利瑪竇到中國,天主教徒來華的教士人數(shù)也與日俱增。

  當時的傳教士徐光啟等人除了進行維護天主教的政治斡旋以外,已然公開造論,反駁佛教。這些論點主張鮮明,反對佛、道,拉攏儒家。如羅明堅寫的《天主圣教實錄》在廣州發(fā)行,利瑪竇寫的《天主實義》在南京發(fā)行。利瑪竇的著作分別抨擊了佛教和道教,而徐光啟寫的《釋氏諸妄》已開始全面攻擊佛教諸名相,如天堂、地獄、世尊、殺戒、盜戒、輪回、念佛、神通、三世、佛化身、大千世界……佛教的反駁運動十分激烈,普潤法師寫了《誅左集》,密云圓悟大師作了《辯天三說》,蓮池大師作了《天說》四篇,藕益大師寫了《天學初徵》、《天學再徵》,黃貞居士寫了《不忍不言》。但是,與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利瑪竇、湯若望相比,佛教的法師和居士既沒有政治身份,也沒有政治影響。后來,他們將南京事件的余怨轉嫁到佛教和道教身上,并訴諸神宗皇帝要與佛教論辯。那時蓮池大師、紫柏尊者都已入滅,憨山大師正受政治迫害,藕益大師才十八歲,密云圓悟禪師年至五十,卻又不屑與徐光啟等論辯。當時佛教猶如遭遇風暴沖擊,雖然諸方釋子群起反詬,但整個佛教界都呈現(xiàn)出了不安。

  漢代以來直到明初,佛教只是面對儒家和道家的小規(guī)模論爭,而此時論爭者換成了天主教,這是從未經(jīng)歷的論敵。處于自我防衛(wèi),著文反駁的,僅有前面提到的五位。

  在于西方宗教當面交鋒的明末,面對耶教論爭,佛教和道教感受到了來自外國文化的強大震動。當時高僧及志士仁人都清晰認識到,中國的儒釋道三家因為文化根底的共同性,需要重新審視三者的一致根源了。耶教拉攏儒家,佛教與道教相處在了一起,佛教不光要重新審視道家,更重要的是,重新調(diào)整自身與儒家的文化關聯(lián)。

  異口同音,三教同行

  根據(jù)明代的相關史料,當時的論爭最終使儒釋道走到了一起,在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挑戰(zhàn)面前,中國傳統(tǒng)宗教與哲學思想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和諧局面。客觀地說,這是中國各文化系統(tǒng)在進行自衛(wèi)反諍前所產(chǎn)生的自然結盟。內(nèi)外宗教文化界的這次爭議,僅僅定義為宗教間的爭議是不全面的。更深刻地說,這是兩種文化在深刻遭遇時因其差異性而引發(fā)的思想遭遇戰(zhàn)。

  以人為核心的西方宗教文化,在以道為核心的佛、道教義面前,并沒有顯示多大的優(yōu)越性。中國人相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取法于“道”,自然得乎于“人”。而如果取法于“人”,如何能避免得乎于“利”呢?當前的中國社會,被動地接納了西方的強勢文化,但這并不一定就說明,在國人心目中,西方文化能一直強勢下去。人們可以看到社會的現(xiàn)實,西方社會的“人性”價值觀,一次有一次地由其槍炮進行護送,而向世界各國傳達“人權”的“福音”,西方價值觀的“人性”論,在中國大地上能否持久放射“道德”的光芒,仍然受到人們質(zhì)疑,甚至相反,只怕有一種光芒要被無限度地激發(fā),就是“名利”。

  蓮池大師《竹窗隨筆》云:“震旦之書,周孔老莊為最矣。佛經(jīng)來自五天,欲借此間語而發(fā)明……”

  其實,明末的儒家學者們大多都接納佛教信仰。早在南宋,王重陽所創(chuàng)立的全真教就是“三教同源”說反映在道教方面的一種事實。其中,全真教所謂的清規(guī)、不立文字、戒律打坐、法身等詞匯自然也是吸收佛教禪宗與天臺止觀所產(chǎn)生的運用。明末的“三教同源”思潮非常流行,憨山大師注解的《老子》與《莊子》,蓮池大師《竹窗隨筆》的《莊子》三篇都使佛教的思想與道教教義完美合璧。

  強調(diào)“三教同源”的時代意義

  明末的這次論爭,與其說是一場發(fā)生在明末的宗教激辯,不如說成是后世東西方文化與宗教差異的論爭的一次歷史預演。其實,現(xiàn)今社會西方與中國宗教社會明里、暗里的論爭多少總有一些,而且隨著西方強勢文化對于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目前尚未全面復興的實際狀況,這種宗教論爭,遲早難免一戰(zhàn)。

  大道在時,照見人的良心;名利在時,激發(fā)人的狂野。儒釋道三教的共同發(fā)展,沒有把“人間性的滿足”看做首要的追求目標,但它已成為必然成果。人的“俗性”不可作為決定世間的重大軌則,“道”才是第一要務。以“道”為第一要務的儒釋道三家思想,從來就沒有忽略人性或否定人性,更多地是從人性滋長的名利牢籠中將人性徹底解放出來。儒釋道三家的飽學之士在對此問題進行了深思熟慮之后,所提出的“三教融會”的主張當然不是無原則的混同或比附。在面對“地球村”文化的新時代,必將產(chǎn)生更為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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