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伽與辛亥革命

　　在許多人的認識里,佛教僧人是“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的一類人,不知人間冷暖,不對社會關心,更不管什么國家興亡。其實這是一種偏見,出家人雖然舍家別親以追求智慧解脫為第一要務,可也絕非“一心只修圣賢行,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們除了“法門無量誓愿學,佛道無上誓愿成”的終極追求外,還對現(xiàn)實的世間念念在心,甚至多有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奮不顧身為國效勞的人。

　　清朝末年,列強入侵,國弱民乏,于是許多佛教志士愛國熱情高漲,追隨革命風潮對滿清封建統(tǒng)治與西方列強的侵略進行了愛國斗爭。敬安、宗仰、蘇曼殊、華山、意周、棲云、鐵巖、玉皇、太虛等不同程度卷入反清革命。

　　敬安法師,1851生于湖南湘潭。早年參禪有所啟悟,后工詩詞頻有成就。敬安法師得深得禪宗心法,以禪入詩,寫出大量傳世詩篇,集為《八指頭陀詩文集》共18卷1900余首,是近代僧界詩壇的巨擘。敬安法師身雖在佛門,可是心縈國家,一生都以“我雖學佛未忘世”,“我已辭家猶憫世”的精神為其本愿。他詩歌中表現(xiàn)出來的憂國憂民、不堪外辱的憂患意識,磨磚作鏡,臥薪嘗膽的奮斗精神,以及“毀家興學”、“銀河待挽”的愛國主義熱情,在當時的中國佛教界沒有人能夠比擬。

　　敬安的禪詩之中,憂國憂民是其主要特點。他以忠君愛國的大慧宗杲為自己的楷模,又敬重屈原和岳飛,故此曾有“我讀《離騷》感慨多,那堪復向此間過”及“千古純忠孝,如公更有誰?”的詩句。1884年敬安在寧波延慶寺臥床養(yǎng)病,聽到法軍侵犯臺灣,官軍屢為敵炮所挫而敗于基隆的消息,在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的驅(qū)使下,以至于夜不能眠,精神郁結(jié),思報國不得竟至引發(fā)熱病。

　　1900年李鴻章代表清廷和西方列強11國代表在北京簽訂了無比恥辱的《辛丑條約》。敬安哭道:“天上玉樓傳詔夜,人間金幣議和年。哀時哭友無窮淚,夜雨江南應未眠。”遭受了侵略,反過來要向強盜賠銀4億5千萬兩,加息共9億8千萬兩,這是什么行徑!“鳳凰巢欲墮,燕雀暮何安?然眉時已急,不容閑。一棋錯下,竟輸了通盤。笑群公袞袞,顛倒乾坤,乞兒扮作神仙。念長林沒個鳴蟬,赤手欲擎天!亂星環(huán)北斗,夜鐘殘,魯連今日蹈海亦云難。故國重回首,夕陽影里,只留一角青山。”這里上闋嘲諷王公大臣奸貪誤國,下闋抒發(fā)自己報國無門的苦痛。“傷心蒿目此何世?嘗膽臥薪寧有人?商女瑟瑟還度曲,王孫芳草尚迷春。”“國破身存恨何若?遙憐荊棘立銅駝。降王卻愛魏宮妓,壯士空悲易水歌!”這表達的是統(tǒng)治者執(zhí)迷不悟,愛國者的慷慨悲歌之情。

　　同年8月,八國聯(lián)軍進犯北京,他寫道:“強鄰何太酷,涂炭我生靈!北地皆成赤,西山慘不清,陵園今牧馬,宮殿只飛蛾。太息盧溝水,惟余戰(zhàn)血腥!”他以血和淚的語言,控訴了外國侵略軍以刀槍大火殘殺中國人民,毀滅中國文明的罪行。

　　1904年,敬安在天童養(yǎng)病,報紙造謠說他東渡日本皈依了本愿寺大谷派,他立刻以詩嗤之。光緒未年,江浙各省學堂有寺產(chǎn)興學之議,于是杭州僧界便冒用他的名義,聯(lián)合浙江35個寺院請日本和尚入內(nèi)保護,他立刻致函當局,力請嚴拒這種喪權辱國之舉。

　　1906年,江淮一帶洪水泛濫成災,敬安作《江北水災》長句,以此詩揭露清廷馳禁,米貴珠肌,百姓倍受盤剝的現(xiàn)實,描述出了由于官府不治河致使大水泛濫,浮尸蔽江的慘象,他寫道:“掘草草無根,剝樹樹無皮。饑嚙衣中棉,棉盡寒無衣。凍餓死路隅,無人收其尸。傷心那忍見,人瘦狗獨肥!哀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災!”同年,敬安以悲憤的心情向來天童山采集標本的寧波師范師生演說:“蓋我國以二十二省版圖之大,四萬萬人民之眾,徒以熊羆不武,屢見挫于島鄰。”他大聲疾呼:“彼碧眼黃髭之流,益將以奴隸待我中華!”他號召有志之士要“奪袂而起”,來富國強兵、興利除弊,以“磨鐵成針”的毅力,以“臥薪嘗膽”的精神挽救中華!他痛心國步維難,即席為師生賦詩:“力圖砥柱四百川,熱血能將滄海煎!”

　　敬安法師交往的人極廣,上至一品大員,下至朝野名士;內(nèi)至佛學大師,外至著名學者;早至為戊戌變法的仁人志士,后至革命黨人,幾乎都有。他的愛國思想還影響了這些名人志士,使他們在民族救亡的運動中也能夠激流勇進。

　　后來辛亥革命成功,民國元年他被推為中華佛教總會首任會長。

　　宗仰法師俗名黃中央,自號“烏目山僧”,江蘇常熟人,是革命和尚的典型。宗仰法師精研三藏,旁及中外政法著作,兼通英、日、梵多種文字,又善書畫詩詞。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zhàn)中國大敗,割地賠款; 1898年戊戌變法,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宗仰在上海蒿目時艱,慨然有獻身濟世之志。1899年他就與章太炎、蔡無培、吳稚暉、蔣維喬等革命志士來往,宗仰曾撰詩贊頌章太炎等革命黨人:“憑君不短英雄氣,斬虜勇肝憶倍加;留個鐵頭鑄銅像,羈囚有地勝無家。”詩中直斥清廷為“虜”。

　　宗仰還是同盟會最早的成員之一。1902年,宗仰聯(lián)絡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組織了中華教育會,以聯(lián)絡有志革命的知識分子,促進文化教育的改革,翌年被選為該會會長,同時他還主編《蘇報》,著文倡言革命,啟發(fā)青年思想。革命英雄鄒容的《革命軍》就由他籌款印行。他在日本時,東京的革命刊物《江蘇》雜志因為經(jīng)費困乏,將要�？�,還是宗仰致函上海的友人請助,《江蘇》雜志才賴以繼續(xù)出版。

　　宗仰與孫中山的關系很密切。光緒二十九年(1903),“蘇報案”發(fā)生,宗仰法師也名列通緝令內(nèi),后來他東渡日本。他抵日后即謁見孫中山,二人一見如故,雅相推重,為商革命大計,孫中山特辟樓下一室讓他居住。后來孫中山離開檀香山時路費不夠,宗仰傾囊相助,孫中山才得以成行,自此二人來往書信不絕。孫中山在檀香山見保皇黨冒充革命黨人四處募款,憤慨至極,特地致函宗仰法師,請他以新書新報寄往美洲及檀香山,使華人華僑得以辨別真?zhèn)�。還要他與滬上的同志們與敵人的斗爭“遙作聲援”。辛亥起義成功,孫中山從海外歸來,宗仰到吳淞登輪話舊。孫中山約宗仰同赴南京參加政府,宗仰見革命成功婉言謝辭,歸隱山林不再參與政治。1920年宗仰住持棲霞山寺,為重修寺院,孫中山特意捐銀幣萬元,以為宗仰法師義助革命的回報。中山先生曾說:“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佐科學之偏。國民不可無宗教思想,蓋教有輔政之功,政有護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孫中山對佛法如此之高的評介,恐怕與宗仰法師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1921年宗仰圓寂,民國政府明令褒揚,撥款伍千元為法師修塔立碑。民國以后,僧人之中受到政府明令褒揚的,宗仰法師是第一人。民國總統(tǒng)黎元洪贈以挽聯(lián):“奧旨遐深,道根永固;辭機曠遠,名翼長飛。”這可謂一代宗匠的定評了。

　　蘇曼殊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位頻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他雖然行為怪誕,可是他對于佛法的追求和對祖國的熱愛是強烈且始終如一的。他在短暫的一生里,曾經(jīng)參加過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反對滿清封建統(tǒng)治的斗爭,討伐袁世凱的斗爭,竭力支持先進的革命力量。

　　他出生于日本,母親又是日本人,可是他卻對祖國懷著一顆真摯的愛心,常以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而自豪,為中國被帝國主義侵略而痛心。他經(jīng)常住在日本,但是卻說:“吾是弱國之民,無顏以居,無心以寧。”他痛罵崇洋媚外的中國人,認為就是他們造成中國被外人所欺,積弱不振。

　　蘇曼殊在日本時考入專為中國留學生而辦的振武學校,蘇曼殊在振武學校時,就加入了留學生界最早的革命團體“青年會”。1900年,當八國聯(lián)軍侵入北京時,沙皇俄國趁機出兵占領我國東北三省的重要城市,企圖吞并我國東北,建立所謂“黃俄羅斯”。俄國非但不撤軍,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了無理要求。以青年會為骨干的我國留日學生反對沙俄侵略我國東北,發(fā)起組織“拒俄義勇隊”,天天操練準備開赴東北對俄作戰(zhàn),蘇曼殊也是“拒俄義勇隊”的成員。

　　蘇曼殊積極參加反對封建統(tǒng)治的進步事業(yè) ,“青年會”、“軍國民教育會”等反清革命團體的活動都有他的身影。在香港時,他一度想刺殺�；逝傻目涤袨�。蘇曼殊與當時的革命團體及后來的同盟會諸領袖來往密切。他參加多個革命報刊的工作,在許多革命報刊上投稿。1903年,他發(fā)表《女杰郭耳曼》一文,贊揚郭耳曼的革命精神,以郭耳曼的被捕不畏懼與統(tǒng)治者的惶惶不安作對比,諷刺封建皇帝。他還為巾幗英雄秋瑾烈士的遺詩作序,贊揚秋瑾以女子身為四生請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

　　1908年,蘇曼殊發(fā)表《嶺海幽光錄》,記述明末清初抗清死難的廣東英雄烈士事跡,以激勵反對滿清的民族感情,教育不知振作的人們,其中專門提到了反清僧人韓祖心。蘇曼殊以這些事跡來激勵反對滿清封建統(tǒng)治的戰(zhàn)士,期望他們團結(jié)一致。

　　民國成立后,蘇曼殊對袁世凱篡奪政權十分不滿,民國二年發(fā)表《討袁宣言》,罵袁世凱為“獨夫”,說他擅操屠刀,喪權辱國,令“四維不張,奸回充斥”,號召全國同起伐罪之師,特別指出“衲等雖托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袁世凱死后,蘇曼殊又反對北洋軍閥,擁護革命的護法軍政府。甚至在他腸胃病加劇臥床不起之時,還希望病愈后去廣州參加護法斗爭。

　　蘇曼殊最擅長以文字為武器投身反帝反清的愛國革命活動。蘇曼殊是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的成員,他寫出過大量的作品,其中不乏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及反對弱肉強食資本主義的思想。他翻譯拜倫的詩《哀希臘》,與自己的愛國感情起了共鳴,以致他泛舟湖中時,朗誦《哀希臘》,不由自主歌已哭,哭已歌,而被人疑為精神病發(fā)作。

　　蘇曼殊的一生始終貫穿著大乘佛教入世度生的積極精神,他雖然投身佛門研修佛學,可是一點兒也沒有忘記世間的疾苦,國家的興衰。

　　在直接卷入到革命戰(zhàn)爭中的僧人里,華山與意周兩位都是浙江人,并且都是富有正義感,是熱忱愛國的僧人。華山推崇譚嗣同、章太炎等革命志士,主張佛教革新,以傳播革命思想著名,曾對太虛大師影響很大。意周于清未之時,就加入了革命黨,他利用自己住持的寺院白云庵,為杭州的革命組織建立了一個秘密據(jù)點,便于革命黨人的聯(lián)絡與交通。有時他還借僧相的掩護,直接為革命黨人傳遞書信,接送裝備。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投身而退,隱居深山�？谷諔�(zhàn)爭爆發(fā),他雖已年衰,依然不忘救護我地下工作同志,被日本特務發(fā)現(xiàn),四處追捕,他再度隱潛深山。華山意周,以身相許投入進步革命事業(yè),可謂是佛門中的豪杰傲骨志士。

　　鐵巖法師認定建立共和與振興佛教是相輔相承的工作,以這種思想與各寺有志革命的同志相互勉勵。在辛亥革命爆發(fā)時,他拍賣廟產(chǎn),以其所得,召集各寺青年僧眾及護法居士,組成了浙江僧軍,準備進攻杭州,當時這支隊伍擁有500余人,200多槍,是紹興一帶屈指可數(shù)的革命武力。上海玉皇法師連絡了當?shù)仄邆�佛寺的比丘與沙彌,以及有志于革命護教的居士,也組織了一支上海僧軍,接受都督陳其美的指揮,擔任實際的作戰(zhàn)工作,這支僧軍有700余人,槍械齊全,紀律嚴明,在攻克上海寶山等地后,又參加了光復南京的戰(zhàn)斗。西安光復之時,也有許多僧人與革命軍并肩作戰(zhàn)。在北伐戰(zhàn)爭中,北伐軍首先出師的湖南,佛教徒竭力擁護,湖南民眾佛化會提出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精神努力革命”的口號,釋曉觀、開悟組織了千余僧眾加入國民革命軍。

　　太虛法師也與革命密切,他隨同盟會會員棲云至廣東雙溪寺做住持,參與籌備廣州起義的密謀活動,黃花岡起義失敗,棲云被捕入獄,他營救未果反而受到追捕。

　　辛亥革命中佛教僧伽的表現(xiàn),說明了僧人不是一個只關心自己生死的狹隘修行者;說明了佛教不是一個只重來世的理想主義宗教。佛教是一個出世而不離世的智慧解脫之教;僧人是一群在追求解脫的同時也關注民眾的慈悲行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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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村元等著,余萬居譯《中國佛教發(fā)展史》中冊,天華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3年5月版。

　　4、《八指頭陀詩文集》,岳麓書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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