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機與境界

　　所謂參禪的方法,唐宋時主要表現(xiàn)為“參公案”、“斗機鋒”。所謂“參公案”,是后期禪宗教學、傳道的一種方法,如有人問禪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禪師不作正面回答,而說:“庭前柏樹子。”或日:“干屎橛。”或曰:“藏頭白,海頭黑。”又如問禪師如何學道才能成佛得解脫?禪師則回答說要上廁所小便。禪師這樣回答從表面看,似是答非所問,信口胡說,但禪師本人則認為他已把意思表達出來了,不過意思不在所說的話語之中,而在話語之外、之后,要真正理解其言外之意,不能執(zhí)著他說的話本身,而要借此去參、去悟。例如禪師用“庭前柏樹子”或“干屎橛”去回答“如何是佛法大意”時,參禪的人應通過禪師的各種回答,去領悟到這樣一個思想,即這是佛,那是佛,到處是佛,個個是佛,亦即佛法無處不在,“萬類之中,個個是佛”,“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后來的“棒喝”也與此相類似。當有人向禪師求教提問時,禪師不做任何回答,只是莫明其妙大喝一聲,或者劈頭蓋腦棍棒交加。禪師的用意不在喝聲和棍棒本身,而在喝聲和棍棒之外。借此喝聲、棍棒提醒問者,這樣提問本身就是違背禪法大意的,因為禪是“言語道斷”、”不立文字”的,“說似一物即不中”,“直是開口不得”,禪師本身當然也不能作任何回答,因此只好借助喝聲、棍棒,而行不言之教,讓問者自己去悟。所謂“斗機鋒”亦然,禪師們所注重的不是詩、謁語句本身,而是語外之意,所強調的不是經說言教,而是根機悟性。

　　重言外之意,重根機悟性,這是后期禪宗的兩大特點。各種《傳燈錄》的機鋒、棒喝、話頭、公案可謂數(shù)以千計,但其中所蘊含的思想方法,均不外乎此。而也正是這兩種思想方法,對唐宋的詩歌影響最大。

　　人們知道,舉凡作詩,皆在言志、言情,重言外之意。如若一首詩平鋪直敘,表露無余,必將失去詩的特有風格,讀起來勢必味同嚼蠟。詩的這一特點正好與禪機之重言外之意遙相契合,因此,詩與禪多可相交涉、互溝通。湯顯祖曰:“詩乎,機與禪言通,以若有若無為美。”正是這個意思。唐宋詩客大談“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超以象外,得其環(huán)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也是這個意思。宋人梅堯臣主張詩要“含不盡之意見之于言外”,仍然是這個意思。

　　詩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即重悟。著名詩論家嚴羽在品評詩作時,有時甚至把“悟”作為詩的第一要素。他曾以孟浩然與韓退之的詩為例,指出:就學力而言,孟浩然比韓愈差得很遠,但就詩作說,盂浩然詩卻遠在韓愈詩之上。原因何在呢?——“一味妙悟而已”。他不完全否認學力的重要性,但認為更重要的是“悟”,“悟”是第一位的,學力是第二位的。

　　妙悟對于詩所以重要,是因為詩往往是多義的,常常通過有限的字句給人以無盡的遐想,這唯有妙悟可以勝任。妙悟之詩的好處在于“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因此,對于詩歌,“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清王士禛曾這樣評價唐代的某些詩作,曰:“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凈名默然,達磨得髓,同一關捩。王、裴《輞川絕句》,字字入禪,……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

　　唐宋之詩,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即注重“境界”。所謂“境界”,有“物境”、“情景”、“意境”之分,“取境”、“造境”、“緣境”諸說。“取境”與“物境”較接近,亦即對于同樣的山水景物,由于各人的感受、修養(yǎng)不同,所取之境便有明暗高下之分。皎然說:“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可見“取境”對詩歌創(chuàng)作至關重要;所謂“造境”、“情境”、“意境”均屬所造之境,由于各人之心緒感受、根機悟性不同,所造之境往往有天壤之別,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一首詩的“意境”或“境界”;“緣境”則是由詩的意境所引發(fā)出來的情思、感受。這三者在詩中常常是統(tǒng)一的,取境高則詩的境界亦高,境界高則所引發(fā)之情真。但是“取境”也罷,“造境”也罷,“緣境”也罷,都不是一種有形有象、可言可說的東西,因此,詩的“境界”,往往是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因此,不論作詩、論詩,都得訴諸神領意會,這正如權德輿所言:“凡所賦詩,皆意與境會。”而要會意,非神悟難以極其致,這就十分自然地把詩人推向注重悟解的參禪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詩禪聯(lián)姻實非詩人的主觀愛好,而是由于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內在的聯(lián)系。

　　本文摘自《佛道詩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