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生在乾隆年間的一起真實冤魂附體報仇事件

　　清代文人紀(jì)曉嵐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講述了一則離奇的借尸還魂案（嚴(yán)格意義說應(yīng)該是鬼魂附體），案件的主審官為他的父親，而同時期的另一著名文人袁枚也同樣記載了此事，為這件離奇的借尸還魂案添上了更多的真實色彩。這件事情究竟是怎樣發(fā)生的呢？

　　乾隆庚午年間（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官庫失玉器”，官吏們便對住在官庫附近的園林工人逐個審問，輪到一位名叫常明的人時，官吏還沒提問兩 句，忽然發(fā)現(xiàn)常明的神色有些不對，臉色慘白，目光呆滯，嘴角抽搐了幾下，忽然發(fā)出一種只有稚嫩童子才能發(fā)出的聲音說：“玉器不是常明偷的，但人卻是他殺的，我就是那個被他殺死的人的冤魂！”

　　官吏嚇壞了，兩旁的衙役也一片大亂，畢竟那是個每個人心上跑鬼神的年代，居然真的看到冤魂附體，都嘩然起來，主審官好不容易才穩(wěn)定住局面，覺得這等詭案，自己這衙門萬萬辦理不了，于是立刻移送刑部。

　　刑部委任了新的主審官，“姚安公時為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鞫之”——這個姚安公不是旁人，正是紀(jì)曉嵐的父親紀(jì)容舒，紀(jì)容舒做過云南姚安知府，所以紀(jì) 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一書中都稱他為姚安公。姚安公和余文儀到任后，對那個身是常明、魂不知名的人進行了審理。那人繼續(xù)用稚嫩童子的聲調(diào)，講述了一件恐 怖離奇的兇殺案：“我名叫二格，今年十四歲，家住在海淀，父親名叫李星望。去年的上元節(jié)（正月十五），我去街上觀花燈，路遇鄰居常明，他跟我一同玩樂，夜 深人靜的時候相伴回家，在路上，常明突然開始調(diào)戲我，并對我動手動腳的，我一邊抗拒，一邊叱罵他，并告訴他回到家要把他對我做的事情告訴我父親，常明一 聽，頓時目露兇光，把我拖到一個僻靜的小巷子里，用衣帶將我勒死，埋在河岸下面。父親找不到我，十分著急，打聽到觀花燈時常明曾經(jīng)與我在一起，懷疑是常明 把我綁架藏起來了，就向巡城御史告狀，連刑部都驚動了，派出人仔細查訪，卻沒有結(jié)果，只好以缺乏證據(jù)，別緝真兇來擱置此案，兩位大人請?zhí)嫖疑煸﹫蟪鸢。?rdquo; 說著那人啼哭起來，哭聲依舊是個沒開嗓的童子音。

　　紀(jì)容舒依然不敢相信，想了一想?yún)柭晢柕溃?ldquo;你先不要哭泣，倘若所言不虛，本官自然為你做主，既然是去年的案子，那么你為什么這么久才來告狀呢？”

　　“大人明鑒，我含冤在身，無處投胎，變成了孤魂野鬼，便日日跟著常明，想附在他身上，然后投奔衙門告狀，但每次到離他四五尺的地方，就覺得熾熱好像烈焰燒 烤一般，不得接近，后來熱量稍微減輕了一些，我能接近他二三尺左右了，慢慢地又漸近到一尺左右……昨天突發(fā)發(fā)現(xiàn)他身上熱力全消，又趕巧衙門審玉器失蹤的案 子，他自己站在公堂前，我正好附身于他。”

　　余文儀還是不敢相信，問道：“那你還記得去年你被害后，刑部提審常明的日期嗎？”

　　那人立刻說出了一個日期，“按所言月日，果檢得舊案”。這一下，不相信也不行了，兩位主審官問其尸骸所葬何處，那人便準(zhǔn)確地說出了在河岸的第幾棵柳樹旁，派了衙役去挖掘，果然發(fā)現(xiàn)了一個少年的尸體，尸身還沒有完全腐爛，“呼其父使辨識，長慟曰：吾兒也。”

兩份記錄的相同與不同

　　此案轟動京城，很多看熱鬧的人都去河岸邊看“犯罪現(xiàn)場”，指著那個挖出二格尸體的尸坑吐沫星子橫飛，而在朝堂上，也引起軒然大波，“以事雖幻杳，而證驗皆真”。

　　官府的審理還在繼續(xù)，受審者也依然處于一種極端不正常的狀態(tài)，“訊問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最神奇的是，還出現(xiàn)了兩種聲音互相辯論的情狀，偶爾“又父子絮語家事，一一分明”。

　　雖然這個人到底是常明還是二格還是一個謎，但常明謀殺二格一事，確屬無疑，刑部以實情上奏乾隆皇帝，乾隆下令依法處死人犯。諭旨下達的那一天，那人身上二 格的靈魂十分高興，二格生前是個走街串巷賣年糕的小哥，竟高唱起賣糕時的吆喝聲來，他的父親聽了放聲大哭，說很久沒有聽到兒子的吆喝聲了，他問兒子的冤 魂，冤魂說：“我也不知道，父親保重，我去也！”從此，便仿佛脫離了常明的身體一般，“自是再問常明，不復(fù)作二格語矣”。

　　此案之詭奇，就是今天聽了也不免令人瞠目，上述案例記述于《閱微草堂筆記》之中，讀者諸君可能會覺得，沒準(zhǔn)兒又是紀(jì)曉嵐打著他老爸的旗號胡編亂造的故事， 但是無獨有偶，中國文化史上另外一位巨人——袁枚，在《子不語》中也記述了此案，而且開宗明義地指出，他是從邸抄上看到的——乾隆年間的《邸抄》類似今天 的內(nèi)參，專門向外官傳達皇帝諭旨、朝廷政事或機樞動態(tài)，具有極高的可信度。

　　將袁枚的記錄和紀(jì)曉嵐的記錄相比對，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詭案更多的歷史細節(jié)。

　　按照邸抄上的報道，玉器失蹤的地點更加詳細了，“景山遺失陳設(shè)古玩數(shù)件”，而懷疑的主要對象是挑土工人，“召執(zhí)役數(shù)十人立而訊之”，一個名叫趙二的工人忽 然跪倒，自稱名叫常格，年十二歲，在到市場上買東西的路上，為工人趙二圖奸不遂，用刀殺死，埋于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求大人掘驗伸冤”。

　　可以看出，無論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名字，受害者的年齡、受害經(jīng)過、埋尸地點，全都與紀(jì)曉嵐的記錄不符，但是除了這些元素外，冤魂附體這一主要案情是確鑿無疑 的，案件移交刑部后，捕役在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挖出了常格的尸骨，“尸傷宛然”。刑部上奏給皇帝的奏折，主要糾結(jié)在趙二是否算“自首”上，“趙二自吐案情， 跡似自首，例宜減等，但為冤鬼所憑，不便援引此例，擬斬立決。”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準(zhǔn)奏。

　　對比紀(jì)曉嵐的記錄，袁枚的記錄案情相對簡單，沒有冤魂畏懼兇手身上的熾熱之氣等細節(jié)，平鋪直敘，可信度卻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