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尚”——蘇曼殊

　　行跡放浪于形骸之外，意志沉湎于情欲之間的蘇曼殊，實際并非真正的出家人。他以不拘形跡的個性，在廣州一個僧寺里，偶然拿到一張死去的和尚的度牒，便變名為僧。從此出入于文人名士之林，名噪一時，誠為異數(shù)。好事者又冠以大師之名，使人淄素不辨，世人就誤以為僧，群舉與太虛、弘一等法師相提并論，實為民國以來僧史上的畸人。雖然，曼殊亦性情中人也。南懷瑾先生如是說。

　　蘇曼殊（1884-1918年），名戩，字子谷，學名元瑛（亦作玄瑛），法號曼殊，廣東香山人，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位頻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在清末民初的動蕩歲月里，蘇曼殊度過了傳奇而短暫的35年人生。他是一位皈依佛門的僧人，更是一位以文藝家姿態(tài)出現(xiàn)的民主革命志士。他精通梵文，編著開史之先河的《梵文典》，填補了我國佛教史上的一頁空白；他多才多藝，以風格獨特的詩歌、小說、譯作、繪畫而享譽文壇，被視為“鴛鴦蝴蝶派”的鼻祖；他摯愛祖國且始終如一，曾經(jīng)參加過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反對滿清封建統(tǒng)治的斗爭以及討伐袁世凱的斗爭，竭力支持先進的革命力量。

歸入佛門放言“以情求道”

　　契闊死生君莫問，行云流水一孤僧。

　　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

　　——《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僧人中的文人，文人中的僧人，近百年來有兩人最出名，一是弘一法師，一是蘇曼殊。蘇曼殊究竟為何出家為僧？這個問題一直如迷霧般引人猜測。

　　蘇曼殊的父親蘇杰生年輕時赴日本橫濱經(jīng)商，與某日本婦女交往而生蘇曼殊。15歲時，蘇曼殊隨表兄林紫垣再赴日本，就讀橫濱華僑設立的大同學校。在日本橫濱大同學校讀書期間，蘇曼殊閑暇時常繪僧像，并以學誦經(jīng)為樂，同學甚至笑稱他為“蘇和尚”。那個時候，他未必想到要皈依佛教，但他的身世已然造就了他的性情，而這種性情里則已埋下了出世的種子，這使他對佛教有天然的傾向，直到現(xiàn)實生活中發(fā)生突然的變故。

　　在日本留學期間，蘇曼殊的生活費用由表兄林紫垣供給。1900年，沙皇俄國侵占我國東北三省，留日學生發(fā)起“拒俄義勇隊”，后改名為“軍國民教育會”，蘇曼殊參與其事。“拒俄義勇隊”與“軍國民教育會”性質(zhì)不同，前者屬于“拒俄御侮”，后者屬于“革命排滿”，是一個反清的革命團體。表兄林紫垣擔心蘇曼殊的安全，怕無法向蘇杰生交代，便以斷絕資助要挾，蘇曼殊無奈回國。有人認為，蘇曼殊對此事“恨恨于懷，脫棄濁世之心，乃決于是時也”。

　　1903年冬，蘇曼殊輾轉(zhuǎn)來到香港，拿著馮自由（出生于日本華僑家庭，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他是第一批會員）的推薦信找到中國日報社負責人陳少白，吃住都在報社。這個時候，蘇曼殊與家人產(chǎn)生了“不和”。至于何種“不和”，一種說法是，其父蘇杰生“早年在鄉(xiāng)為曼殊聘婦，聞子歸自日本，遂至港訪之，且欲使其完娶。曼殊竟避而不見”。陳少白從中斡旋，最終也沒有說服蘇曼殊。

　　1903年歲末，蘇曼殊來到廣東惠州郊野一所破寺，出家為僧，“曼殊”正是那時的法號。然而，該廟財產(chǎn)匱乏，僅有幾塊薄田，每天要走很遠的路去化緣，來回十分辛苦。耐不住出家人的戒規(guī)與清苦，蘇曼殊找機會逃離了古寺。從此，他過著半僧半俗的生活，以一個僧人之身投身革命、創(chuàng)作、翻譯、交友，甚至放浪形骸。

　　出家之后，有人見蘇曼殊仍舊神色憂慮，便問他：“披剃以來，為什么還多憂生之嘆？”蘇曼殊答道：“今雖出家，以情求道，是以憂。”

情懷至純堪稱“革命和尚”

　　海天龍戰(zhàn)血玄黃，披發(fā)長歌覽大荒。

　　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以詩并畫留別湯覺頓》

　　蘇曼殊一生的活動復雜、多面，革命只是他生命中的一個側(cè)面，也是被人忽略的一面。畢竟，他參與革命的方式與常人不太相同。更多的時候，他是用畫筆、文章為革命鼓與呼。我國目前南社及蘇曼殊研究的著名學者馬以君提出了一種頗有意思的看法。他認為，蘇曼殊實在是一位“以革命為天職，以創(chuàng)作為余事，有心革命業(yè)績不顯，無意為文成效甚高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志士”。

　　蘇曼殊當年在日本橫濱就讀的大同學校是維新派人士把持的學校，但是，他在思想上并不認同維新派，甚至曾經(jīng)要借槍暗殺康有為。陳少白力阻之，遂不果。1902年，蘇曼殊參加了“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的“青年會”，這是他“與革命團體發(fā)生關(guān)系之開始”。青年會的中堅分子大多是蘇曼殊的摯友，如陳獨秀、馮自由等人。同一時期，由于結(jié)識廖仲愷、朱執(zhí)信等人，蘇曼殊也參與了“興中會”的活動。馮自由在《革命逸史》的《興中會之革命同志》一文中稱他為“革命同志”。及至后來的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以及后來的南社等革命團體，蘇曼殊都名列其間。同時，他還參加了多個革命報社組織的工作，在許多革命報刊上投稿。1903年，他發(fā)表《女杰郭耳曼》一文，以主人公郭耳曼的不畏懼與統(tǒng)治者的惶惶不安作對比，諷刺封建皇帝，贊揚郭耳曼的革命精神。他還為巾幗英雄秋瑾烈士的遺詩作序，贊揚秋瑾以女子身為四生請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1908年，蘇曼殊發(fā)表《嶺海幽光錄》，記述明末清初抗清死難的廣東英雄烈士事跡，以激勵反對清政府的民族感情，教育不知振作的人們，其中專門提到了反清僧人韓祖心。蘇曼殊以這些事跡來激勵反對清政府封建統(tǒng)治的戰(zhàn)士，期望他們團結(jié)一致。

　　1911年12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爪哇，觸動了正在那里教書的蘇曼殊，他興奮地稱起義成功為“振大漢之天聲”，決定立刻回國，去領(lǐng)略和感受新時代的宏偉氣象。由于當時手頭沒有足夠的旅費，他便將書籍、衣服全部賣掉，只為早日回國。

　　辛亥革命勝利后，蘇曼殊發(fā)現(xiàn)不少人爭名奪利，深感痛心。他故意把擠破頭的“眾議院議員”寫成“眾蟻院蟻員”，并在一幅《螃蟹》的畫上題寫了“大有橫行意，青袍誤此身”的詩句。蘇曼殊投身革命，但他沒有“借革命以營私”。無怪乎學者馬以君說：“我覺得他內(nèi)心中始終懷有至純至凈的革命情懷。”

　　1914年，蘇曼殊旅居日本，時與孫文、居正、田桐、楊庶堪、邵元沖、鄧家彥、戴傳賢等人相往來。1915年，蘇曼殊曾為馮自由的著述《三次革命軍》題詞。1918年5月2日，蘇曼殊圓寂于上海廣慈醫(yī)院，臨終前寫下八個字“一切有情，都無掛礙”，喪事由汪精衛(wèi)負責經(jīng)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