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靈超渡”面面觀——答承穎仁者問

　　“嬰靈超渡”面面觀——答承穎仁者問(刊于弘誓雙月刊第106期)

　　釋昭慧

　　有以為,嬰靈超渡觀念來自日本的“水子信仰”。然而日據(jù)時代傳來的日本信仰形式為數(shù)多矣,為何戰(zhàn)后日本勢力退出臺灣,各種信仰形式大都如風(fēng)消逝,卻唯獨“嬰靈”觀念影響深遠?這絕非異文化單面移植可奏其功。因此“嬰靈超渡儀式”,很難說是純粹來自日本的“水子信仰”,即使是“水子信仰”,依然轉(zhuǎn)變自原初的地藏菩薩救渡信仰,此一地藏信仰,正是源自中國佛教,臺灣佛教主流傳承自中國佛教,故亦有地藏菩薩救渡地獄罪苦眾生的信仰。

　　此中涉及“人死為鬼”與“神主牌”的觀念,來自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非佛教原始觀念;只是佛教傳入中國后,隨俗接受了“為亡者立牌位(所謂‘神主\’)”的形式,并將“中元鬼祭”的傳統(tǒng)文化,“非其鬼而祭之”的“諂鬼”心態(tài),轉(zhuǎn)化為無所諂求而慈悲濟渡鬼道眾生的“普渡”儀軌。

　　從宗教心理學(xué)的層面解析,以安立牌位的方式來為所墮胎兒安立牌位,當(dāng)亦不無療傷止痛之效用。這可放大視野到“生者得慰,亡者得安”的宗教心理學(xué)層面,將立牌位的“現(xiàn)象”作一“詮釋”。

　　至親之人的死亡,往往會帶給生者深重的創(chuàng)傷癥候群,因此各種宗教均有一些幫助生者過渡傷痛情緒的儀式。如《儀禮》中所規(guī)范的種種喪儀與喪服,乃至守喪三年的古禮。佛教則用誦經(jīng)回向方式為之。就佛教而言,誦經(jīng)回向原本不必安立牌位,專意憶念亡者即可,但佛教畢竟還是慈悲廣度大眾,而不單是照顧少數(shù)心境高超的修行人,既然一般人在情感上需要有些具體的事物來呈表心意,因此亡者照片或牌位的安立,就在佛教的喪儀、祭儀中,有了尊重死者并安慰生者的功能性需求。故牌位的形式雖來自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佛教則著眼于透過具象形式以疏解哀痛或追思的考量,不愿作過度神秘的解釋。

　　安立牌位并面對牌位以誦經(jīng)回向,在中國乃至臺灣的佛教界,既已成為共同習(xí)俗,因此每逢春秋二祭,各道場多半會舉行法會,信眾紛紛書寫牌位,對亡故親友如此,對誤傷誤殺的眾生如此,對已死的同伴動物如此,對夭折的胎兒嬰兒,又何嘗不能如此?

　　如果純粹是著眼于尊重死者并安慰生者的功能性需求,那么為夭折的胎兒立一牌位,原是無可厚非。問題在于某些宣傳“嬰靈超渡”的主事者,有聚財?shù)呢澯��?因此巧用偽經(jīng)字句,極盡“恐嚇墮胎婦女”之能事,這樣一來,不但未能對原已因墮胎而心靈重創(chuàng)的婦女,產(chǎn)生正向的療傷止痛功能,反而更增加她們的恐懼與憂悲惱苦。立嬰靈牌位變成了類同“祛魔避邪”的功用,不但大不尊重死者,而且也欠缺安慰生者的無私善意。

　　至于所謂“有人真的覺知到嬰靈的存在”,應(yīng)放大視野來看“人死后的現(xiàn)象”,而不純粹鎖定“胎兒死后的現(xiàn)象”。佛教雖不認為人死必然為鬼,許多部派卻出現(xiàn)了“中有”(又名“中陰身”,死后尚未投生前的過渡階段,)的說法。容或有些“中有”階段的眾生,會因抗拒死后被拋到陌生環(huán)境,而頻頻回至生前熟悉的地方(例如家里),有些禪定力深厚的人或是具靈媒特質(zhì)的人,可以覺知他們的存在。因此夭折胎兒亦不例外,有可能會逡巡不去。但除非亡者已墮入鬼道,否則中有的意成身欠缺肉身的支持,將不會延續(xù)很長的時間,因此夭折胎兒在母親周遭逡巡不去的現(xiàn)象,不會維持太久,正常情況之下,中有在短期之內(nèi),必會自行尋求下期生命的出路。

　　至于所謂“有人言之鑿鑿,說有墮胎婦女受到嬰靈作祟”,這并非全無可能。因為眾生的性格原本就很多樣。以情人分手為例,有人與情侶分手時,好見好散,無比灑脫;有的則死纏活追,絕不善了;有的甚至暴戾乖張,得不到手的就要把她毀掉,于是產(chǎn)生殘殺、分尸等慘劇。成人如此,胎兒亦然。有的既已被墮,立即尋求下期生命展現(xiàn)的機會;有的不舍孕母,逡巡不去;有的甚至極不甘愿,對孕母施以報復(fù)。但后者是少數(shù)個案,個案宜就個案來解決,不宜通案處理。許多鼓吹“嬰靈超渡”者,即是把少數(shù)“死胎不肯善了”的個案,拿來放大特寫,對原來根本沒事的廣大墮胎婦女,會造成疑懼不已的心理傷害。

　　因此“嬰靈超渡”現(xiàn)象,可能要放在一個較大的傳統(tǒng)文化、宗教心理、社會需求及佛教中國化現(xiàn)象等等脈絡(luò),來作周延的詮釋。

　　從嬰靈超渡現(xiàn)象延伸到另一個問題,即是墮胎所引起的,女性當(dāng)事人的恐慌與罪惡感。有些婦女團體認為,宜應(yīng)倡導(dǎo)“婦女身體自主權(quán)”觀念,宗教團體則一般認為:應(yīng)重視“胎兒生命權(quán)”。

　　無論是“胎兒生命權(quán)”或“婦女身體自主權(quán)”,只要是將其絕對化的意識形態(tài),推到極致都有可能過猶不及,而形成“道德殺人”,因此還是要依“緣起、護生、中道”脈絡(luò),作個案的審慎檢視。

　　吾人當(dāng)然應(yīng)盡可能同時保護孕母與胎兒的最大利益。當(dāng)二者必不可得兼之時,對于孕母自行求生而舍棄胎兒的選擇,也不宜作過度的道德譴責(zé)。畢竟寧舍己命以全活胎兒的母親,是偉大并值得贊嘆的,但也是不可多得的“超義務(wù)”行為。高超的倫理情操值得嘉許,卻不宜變成通例。一般性的道德必須以“當(dāng)事人本身能夠存活”為基礎(chǔ)。若與平凡人的實踐能力脫節(jié),倫理規(guī)范將不易形成社會共識,遑論是變成“全民共遵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