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精辟妙文《西天梵音》揭秘（一）

　　一

　　云岡石窟研究院長張焯先生來信,他們正在對“曇曜五窟”前的樹蔭廣場進行拓建,決定在21窟以西的坡道上放置兩塊巨石,并在其中一塊巨石上鏤刻“西天梵音”四個字。這四個字,他們希望由我來書寫。

　　我立即理紙磨墨,恭恭敬敬地握筆書寫。

　　寫完,面北遐想,滿腦都是一千五百年前的萬里黃沙。

　　“西天梵音”,當然是說佛教。站在云岡、龍門、敦煌、麥積山的驚世石窟前,我想,中國文化的苦旅步伐,再也躲不開僧侶們的深深腳印了。

　　二

　　佛教傳入中國,并被廣泛接受,這件事,無論對中華文明、印度文明,還是對亞洲文明、世界文明,都具有重大意義。

　　在人類文化史上,能夠與之相比的事件,少而又少。

　　這是一種純粹的外來文化,產生地與中國本土之間,隔著“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本來它是無法穿越的,但它卻穿越了。

　　這還不算奇跡。真正的奇跡是,它穿越后進入的土地,早就有過極其豐厚的文化構建。

　　從堯舜到秦漢,從周易到諸子百家,幾乎把任何一角想得到的精神空間都嚴嚴實實地填滿了,而且填得那么精致而堂皇。

　　這片土地上的民眾,哪怕僅僅是鉆研其中一家的學問,都足以耗盡終身。而且,一代接一代地鉆研上兩千多年,直到今天仍覺得深不可測。

　　面對這樣超濃度的文化大國,一種純然陌生的異國文化居然浩蕩進入,并且快速普及,這實在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卻成了事實,這里有極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是怎么傳入的,是一個小課題;研究佛教怎么會傳入的,才是一個大課題。

　　怎么會?輕輕一問,立即撬動了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底層結構。因此,歷來很少有人這樣問。

　　三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大約是我們現(xiàn)在運用的“公元”這個紀年概念的前后。按照中國的紀年,也就是在西漢末和東漢初之間。

　　歷來有一些佛教學者出于一種宗教感情,或出于一種猜測性的“想當然”,總想把傳入的時間往前推,那是缺少依據(jù)的。

　　例如,有些著作認為在堯舜時代佛教已經傳入,這比佛教在印度誕生的時間還早了一千多年,顯然是鬧笑話了。

　　《列子》說周穆王時已經在崇拜佛教,還說孔子把佛奉為大圣,也都無法成立,因為直到周穆王去世之后的三百五十多年,釋迦牟尼才出世呢。

　　至于孔子奉佛,更毫無證據(jù)。

　　也有人說張騫出使西域時已取到了佛經,于永平十八年返回。但我們知道的那個張騫在這之前一百八十多年就去世了,莫非另有一個同名同姓的人?

　　而且,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經認真地寫到過張騫出使的事情,為什么沒有提到?

　　比來比去,我覺得還是范曄在《后漢書》里的記載比較可靠。

　　那個記載說,世間傳聞,漢明帝夢見一個頭頂有光明的高大金人,便詢問群臣,有個大臣告訴他,那應該是西方的佛。

　　漢明帝在位的時間,是公元五十八年至七十五年,不知道那個夢是哪一天晚上做的。需要注意的是,他詢問群臣時,已經有人很明確地回答是西方的佛了,可見佛教傳入的時間應該更早一點。

　　接下來的時間,倒是更加重要的了,那就是:

　　漢明帝在公元六十四年派了十二個人到西域訪求佛法,三年后他們與兩位印度僧人一起回到洛陽,還用白馬馱回來了經書和佛像。

　　于是,譯經開始,并建造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

　　對于一個極其深厚的宗教來說,光靠這樣一次帶回當然是遠遠不夠的。

　　在漢代朝野,多數(shù)人還把佛教看成是神仙方術的一種。但在西域,佛教的傳播已經如火如荼。

　　這種狀況,激發(fā)了兩種努力:

　　一種是由東向西繼續(xù)取經,一種是由西向東不斷送經。

　　這兩種努力,組成了兩大文明之間的深度交流。那些孤獨的腳印,殊死的攀越,應該作為第一流的文化壯舉而被永久銘記。

　　朱士行是漢族僧人向西取經的創(chuàng)始人。他于公元二六○年從長安出發(fā),在無人向導的情況下歷盡艱難到達遙遠的于闐,取得經卷六十萬言,派弟子送回洛陽,自己則留在于闐,直至八十高齡在那里去世。

　　由西向東送經弘法的西域僧人很多,最著名的有鳩摩羅什、佛圖澄等。我很久以來一直對鳩摩羅什的經歷很感興趣,因為他的經歷讓我知道了佛教在中國傳播初期的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當時從西域到長安,很多統(tǒng)治者都以搶得一名重要的佛教學者為榮,不惜為此發(fā)動戰(zhàn)爭。

　　例如,長安的前秦統(tǒng)治者苻堅,為了搶奪佛學大師道安,竟然在公元三七九年攻打襄陽,達到了目的。

　　道安當時年事已高,到了長安便組織翻譯佛經,他告訴苻堅,真正應該請到長安來的,是印度僧人鳩摩羅什。鳩摩羅什的所在地很遠,在龜茲,也就是現(xiàn)在的新疆庫車。

　　鳩摩羅什當時只有四十來歲。苻堅看著道安這位已經七十多歲的黑臉佛學大師如此恭敬地推薦一個比自己小三十歲的學者,心想一定錯不了,就故伎重演,派一個叫呂光的人率領重兵長途跋涉去攻打龜茲。

　　呂光的部隊,是公元三八三年出發(fā)的,第二年果然攻克龜茲,搶得鳩摩羅什。正準備帶回長安向苻堅復命,半途停息于涼州姑臧,也就是今天的甘肅武威,呂光忽然聽到了驚人的消息,苻堅已經死亡,政局發(fā)生了變化。

　　在半道上失去了派他出來的主人,顯然沒有必要再回長安了,呂光便留在了武威。他擁兵自重,給自己封了很多有趣的名號,例如涼州牧、酒泉公、三河王、大涼天王等,似乎越封越大。

　　盡管他本人并不怎么信佛,但知道被他搶來的鳩摩羅什是個大寶貝,不肯放手。鳩摩羅什也就在武威居留了整整十六年。

　　在這段漫長的時間里,鳩摩羅什學好了漢文,為他后來的翻譯生涯做好了準備。還有青年學者從關中趕來向他學習佛法,例如后來成了著名佛學大師的僧肇。

　　接下來的事情仍然有趣。

　　苻堅死后,入住長安的新帝王也信奉佛教,派人到西涼來請鳩摩羅什。呂光哪里會放?或者說,越有人來要,越不放。

　　不久,又有一位新帝王繼位了,再派人來請,當然又遭拒絕,于是新帝王便出兵討伐,直到搶得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就這樣在一路戰(zhàn)火的執(zhí)持下,于公元五世紀初年到了長安,開始了輝煌的佛經翻譯歷程。他的翻譯非常之好,直到今天我們閱讀佛經,很多還是他的譯筆。

　　從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驚愕的情景:

　　在我們西北方向的遼闊土地上,在那個時代,一次次的連天烽火,竟然都是為了爭奪某一個佛教學者而燃起!

　　這種情景,不管在中國文化史還是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絕無僅有。

　　由此可見,這片土地雖然荒涼,卻出現(xiàn)了一種非常飽滿的宗教生態(tài),出現(xiàn)了一種以宗教為目的、以軍事為前導的文化交流。

　　就在鳩摩羅什抵達長安的兩年前,另一位漢族僧人卻從長安出發(fā)了,他就是反著鳩摩羅什的路途向印度取經的法顯。

　　這兩種腳印,在公元四世紀末、五世紀初的逆向重疊,分量很重。

　　其中,使我特別感動的是,法顯出行時,已經是六十五歲高齡。他自己記述道,一路上,茫茫沙漠“上無飛鳥,下無走獸”,“望人骨以標行路”。

　　人骨?這中間又有多少的取經者和送經者!

　　人類最勇敢的腳步,往往毫無路標可尋;

　　人類最悲壯的跋涉,則以白骨為路標。

　　法顯在自己六十七歲那年的冬天,翻越了帕米爾高原(蔥嶺)。

　　這是昆侖山、喜馬拉雅山、天山等幾個頂級山脈交集而成的一個天險隘口,自古至今就連極其強壯的年輕人也難于在夏天翻越,卻讓一位白發(fā)學者在冰天雪地的嚴冬戰(zhàn)勝了。

　　這種生命強度,實在令人震驚!

　　我自己,曾在五十四歲那一年,從巴基斯坦那面尋路到那個隘口的南麓,對這位一千六百年前中國老人的壯舉,深深祭拜。

　　我去時,也是在冬季,還同時祭拜了比法顯晚二百多年到達這一帶的另一位佛教大師玄奘。那時,玄奘還年輕,大約三十多歲。他說,在艱苦卓絕的路途上只要一想到年邁的法顯前輩,就什么也不怕了。

　　從法顯到玄奘,還應該包括鳩摩羅什等等這樣的偉大行者,以最壯觀的生命形式為中華大地引進了一種珍貴的精神文化。

　　結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學理上,而是在驚人的生命形式上,契入了中華文化。

　　平心而論,中華傳統(tǒng)文化本身,是缺少這樣壯觀的生命形式的。有時,看似壯觀了,卻已不屬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