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qū)域佛教史研究的典范——讀崔正森先生的《五臺山佛教》

　　區(qū)域佛教史研究的典范——讀崔正森先生的《五臺山佛教》

　　近年來,區(qū)域研究的興起被視為中國當代歷史學研究的一種新趨勢,一般認為這是在法國年鑒學派影響下,戰(zhàn)后歷史學目光更多地轉向關注下層社會歷史的學術潮流的一種表現(xiàn)。在這種學術研究的背景下,國家或王朝的歷史不再被視為歷史學研究唯一的主題,歷史學家更多的是以較小地區(qū)的歷史過程為研究對象,這樣的研究能夠更細致和多方面、多層次地展示普通人的活動及社會表現(xiàn)。歷史過程的單位從“國家”、“民族”轉換為某個地區(qū),體現(xiàn)了歷史學家對“歷史”的理解發(fā)生了某種根本性的轉變。而且,地域史的研究取向不僅要發(fā)現(xiàn)地方歷史中不同于“國家”或“民族”歷史的某種獨特性,更期望從地方研究中發(fā)展起一套新的歷史研究的話語,取代基于“國家”文化霸權的話語系統(tǒng),建立新的歷史范式和歷史解釋體系。

　　這種學術轉向在最近的佛教史研究中具有非常明顯的表現(xiàn),區(qū)域佛教研究的興起,充分反映了這一學術思潮。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史研究,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都可以分為通史和斷代史兩方面。從整體水平來說,日本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在國際上具有重要的影響。[1]在中國學術界,具有重要影響的佛教史著作,不外乎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呂激先生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等。改革開放后,中國佛教史研究取得重大進展,最重要的是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史》三卷本、杜繼文先生主編的《佛教史》等。但是,一系列區(qū)域佛教研究著作的出版,如《五臺山佛教史》、《浙江佛教史》、《湖南佛教史》、《江西佛教史》、《云南佛教史》、《貴州佛教史》等,改變了中國佛教史研究的現(xiàn)狀,也提升了中國學術界的佛教史研究水平和國際地位。區(qū)域佛教研究既繼承了中國歷史學中輿地方志學的傳統(tǒng),又吸收了現(xiàn)有中國佛教史研究的成果與方法,突出表現(xiàn)在斷代史與區(qū)域佛教的有機結合。同時,大量考古、文物、地方志等地方文獻的運用,使佛教史研究趨向于細致、精確,豐富了人們對中國佛教歷史進程的地方性細節(jié)的了解,更可以補充甚至修正所謂的通史研究中所獲得的歷史知識。區(qū)域佛教研究揭示了佛教在不同地域流行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地方特色”,為人們理解中國佛教在一個時代和一定的地域空間中呈現(xiàn)出來的社會面相和人文精神,提供了有力的參照系。

　　同時,區(qū)域佛教與中國佛教的貫通與互動,是中國佛教史研究的最終目標。在傳統(tǒng)中國,國家對地方社會有很強的滲透,地方社會與國家不但是彼此互動的范疇,也沒有絕對的分界,國家的存在和國家行為本來就是地方社會及其歷史過程的一個基本要素,而地方歷史也必然是國家建構過程的基本動力。所以,區(qū)域佛教的研究,除了發(fā)現(xiàn)和抽象所謂的“地方特色”,必須重視區(qū)域佛教的流動性與整體中國佛教的“共性”。因為,歷史的主體是人,而不是所謂的地域單位;區(qū)域佛教的主體是佛教信仰者,包括那些高僧、居士、文人等,他們的歷史活動構成區(qū)域佛教的內容。人總是最活躍的因素,區(qū)域的界限總是相對的,因此,區(qū)域佛教研究應該以研究佛教信仰者的活動、他們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們的生存環(huán)境的互動過程為中心。只有同時把握“整體”的中國佛教與“局部”的區(qū)域佛教,抓住二者之間的“共性”與“個性”,同時能夠將二者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才是中國佛教史研究的完美境界。崔正森先生的新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九五”規(guī)劃項目——《五臺山佛教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71萬字)就是區(qū)域佛教研究的典范。

　　中國的區(qū)域佛教除了以不同省份為特點,但是最能表現(xiàn)地方特色的應該是中國的“名山佛教”。“名山佛教”不但具有特有的區(qū)域色彩,更因其獨特的信仰體系,而形成豐富多彩的信仰文化。在眾多的佛教名山中,五臺山無疑具有重要位置。但是,曾因日本學者小野勝年出版了《五臺山》一書,在日本學界掀起了一股五臺山熱。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五臺山研究的學術成果逐漸取得優(yōu)勢,五臺山研究會為這方面的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多年來,崔正森先生搜集、整理了大量有關五臺山佛教文化的重要研究資料,并撰寫了一系列專題性著作和論文,在此基礎上耗時十五載撰成的《五臺山佛教史》一書,可謂開荒之作。

　　一、五臺山佛教與整體中國佛教的關連與互動

　　區(qū)域佛教的發(fā)展,總是與一定時代相關連。同時,區(qū)域佛教總是在中國佛教的大背景下,而表現(xiàn)出其特有的魅力。該書由佛教傳入五臺山寫起,依歷史順序論述了北朝、隋、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諸代的五臺山佛教,涉及到五臺山佛教的興衰、佛教宗派、著名高僧、佛學著述、佛教建筑與藝術、帝王與五臺山、護法大臣與五臺山、名人與五臺山、佛教文化的國際交流以及與五臺山有關的著名傳說等方方面面。除此以外,該書還專門探討了五臺山佛教與普陀山、九華山、峨嵋山、天臺山、法門寺佛教的關系。作者在批判地繼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還新見迭出,回答了五臺山佛教史上的三十多個疑難問題,顯示了巨大的理論勇氣。

　　作者對五臺山佛教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局部的、靜止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了五個名山之中乃至中國佛教的大背景中來研究的。如關于五臺山佛教的起源,就是先寫佛教在山西的傳播,后寫佛教傳入五臺山;簡略地先寫中國各個朝代的佛教,后寫五臺山各個朝代的佛教等。這樣就能顯出五臺山佛教的地位、影響,得出“五臺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臺山是中國佛教的縮影”、五臺山具有“中華衛(wèi)藏”作用等結論。

　　區(qū)域與整體的互動,在五臺山佛教中具有明顯的表現(xiàn)。作者經(jīng)過嚴密考證后指出,五臺山佛教包容了漢地佛教的凈土宗、唯識宗、律宗、華嚴宗、天臺宗、密宗、禪宗以及藏傳佛教的希解派、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包括其中的達賴系、班禪系、章嘉系、哲布尊丹巴系)。他指出,以漢地佛教而論,慧遠、曇鸞、道綽、善導、法照皆為五臺山凈土宗祖師。唯識宗實際創(chuàng)始人窺基法師曾至五臺山,演教傳法,開辟道場,為五臺山該宗創(chuàng)始人。律宗祖師道宣律師也來過五臺山,為五臺山該宗創(chuàng)始人。北魏僧人法聰在五臺山北寺(今碧山寺)講解《四分律》,是中國佛教開講《四分律》之始。五臺山的華嚴宗不僅有傳統(tǒng)上公認的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為祖師的一系,還有對宋明理學影響極大的以華嚴學者李通玄為首的一派。北魏時五臺山高僧靈辯法師造《華嚴論》一百卷,為中國佛教史上注疏《華嚴經(jīng)》之始。以往學術界認為中國的天臺宗有天臺山國清寺一系與覆舟山玉泉寺一系;實際上,以志遠、智頵為首的五臺山顯通寺一系也足堪與之媲美,鼎足而三。五臺山的密宗以不空三藏為祖師,是以《金》、《胎》兩部真言為理論依據(jù),以文殊護摩法為主要修持方法的密宗。五臺山的禪宗不僅包容了南頓北漸兩派,而且“五家七宗”在五臺山各有發(fā)展。所以,五臺山佛教真正說得上是顯密并存、諸宗競秀,為中國佛教的縮影。

　　而且,五臺山佛教與整體中國佛教的互動,顯示了五臺山佛教具有“中華衛(wèi)藏”的巨大作用。從北宋元佑至紹圣年間(1086-1097)開始,藏傳佛教逐漸傳入五臺山,五臺山成為內地著名的漢藏佛教圣地,受到蒙藏人民的傾心崇拜。所以,明清兩代就通過尊崇五臺山佛教、朝禮五臺山圣地和令藏傳佛教活佛駐錫五臺山,弘揚藏傳佛教的方法,達到了綏柔蒙藏、民族團結、國家統(tǒng)一的目的長逾五百年,得出了五臺山“誠中華衛(wèi)藏”[2]的結論,并闡明其巨大的現(xiàn)實意義。

　　作者正是通過對五臺山佛教的人本主義的研究,突破區(qū)域的界限;并沒有將五臺山佛教與整體中國佛教進行對立研究,而是將五臺山佛教置于中國佛教的大背景下,從而表現(xiàn)其在一個時代和五臺山特有的空間中所特有的佛教信仰形態(tài)與人文精神。這同時表現(xiàn)在本書對高僧大德、帝王宰臣、名人居士的思想文化均作了相當深刻的論述,從而使本書既有史資性,又有學術性和知識性。

　　二、突出五臺山佛教的區(qū)域色彩

　　區(qū)域劃分是區(qū)域佛教研究的前提,過去學術界普遍認為,五臺山的地理范圍為五臺、繁峙、代縣、阜平,亦即“兩省四縣”。作者依據(jù)五臺山脈的分布情況,并經(jīng)實地考察,提出“兩省八縣說”,即五臺山的地理范圍應為山西省的五臺、繁峙、代縣、原平、定襄、忻州、盂縣和河北省的阜平縣。區(qū)域佛教研究中的區(qū)域劃分應該有其自身的標準,不但要以地理范圍為標準,更應該考慮到信仰的輻射范圍,崔正森先生提出的與長安佛教、洛陽佛教鼎足而立的五臺山佛教文化圈就是五臺山文化的范圍。

　　區(qū)域佛教有其“地方性”特色,名山佛教”更具有名山的特征,自然五臺山佛教最顯著的特點是文殊信仰。因此,本書就提綱挈領地在緒言中說明了五臺山是文殊道場的經(jīng)典依據(jù)和文殊的身世、形象、思想(般若、空、不二法門、無我論、秘密法門)、禪法、凈土、道場、信仰。因為文殊既是大乘空宗的奠基人,又是密教的肇始者之一,所以五臺山才會有顯密諸宗、漢藏佛教。文殊的一行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所以五臺山才會有頓悟、漸悟的禪法及其默照禪、文字禪、趙州禪、念佛三昧等等禪法。復次,以文殊是中國四大菩薩之首,所以才會有五臺山與其它名山古剃的文化交流等等。文殊信仰充分表現(xiàn)五臺山佛教的地方性色彩,由于五臺山文殊信仰在唐代時候,由不空三藏從五臺山推向了全國乃至亞洲各地,所以這種“地方性”又具有整體的普遍性。

　　三、充分利用地方性資料

　　區(qū)域佛教研究的重要意義,體現(xiàn)在大量地方性資料的發(fā)現(xiàn)與運用。作者將五臺山佛教史研究建立在大量五臺山資料的基礎上,如《五臺山游記選注》、《五臺山詩歌選注》、《五臺山楹聯(lián)牌匾集錦》、《五臺山碑文選注》、《五臺山文物集錦》、《五臺山〈傳〉、〈志〉選編》等。這些資料的收集與運用,為作者細致縝密、索隱探幽的寫法提供了前提保證。同時,方志的利用,也是完成區(qū)域佛教的重要原因,在本書的參考書目中,我們發(fā)現(xiàn)《山西通志》、《代州志》、《盂縣志》、《壽陽縣志》、《五臺縣志》、《五臺新志》等。

　　作者充分利用地方性資料,對一些疑難問題進行考證,提出新的觀點。如對蘇東坡與五臺山的關系,就是通過查閱《內制集》,發(fā)現(xiàn)他代宋哲宗向五臺山起草過三則敕文,揭示了他與五臺山佛教的文字緣,順便又為河東婦女平反了“獅子吼”的歷史冤案。如五臺山最早的寺廟是彌天釋道安于東晉永和九年(353)建的恒山寺,其次是他的高足、五臺山最早的高僧慧遠于東晉永和九年至升平五年(353-361)在原平縣建的勝井院(今名婁煩寺),復次是繁峙縣的銅鐘寺、公主寺和五臺縣的宕昌寺、佛光寺、清涼寺、大孚靈鷲寺(今名顯通寺)。同時,在運用資料的過程中,又補充、糾正了《清涼山寺》等《志》書中的疏漏和訛舛之處。

　　崔正森先生的《五臺山佛教史》為區(qū)域佛教提供了新的典范,不僅揭示了五臺山佛教的內涵、特色,而且還為區(qū)域佛教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方法論,尤其為四大名山的研究做出了榜樣,勢必會對名山佛教研究及區(qū)域佛教研究產生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