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雨集第四冊 一、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一 探求佛法的信念與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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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一 探求佛法的信念與態(tài)度

　　三年前,宏印法師的『妙云集宗趣窺探』說:「我積多年的見聞,總覺得這些人的批評,抓不住印公導師的思想核心是什么,換句話說,他們不知『妙云集』到底是在傳遞什么訊息」!最近,圣嚴法師在『印順長老的佛學思想』中說:「他的著作太多,涉及范圍太廣,因此使得他的弟子們無以為繼,也使他的讀者們無法辨識他究竟屬于那一宗派」。二位所說,都是很正確的!我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本著一項信念,不斷的探究,從全體佛法中,抉擇出我所要弘揚的法門;涉及的范圍廣了些,我所要弘揚的宗趣,反而使讀者迷惘了!其實我的思想,在民國三十一年所寫的『印度之佛教』「自序」,就說得很明白:「立本于根本 [P2] 佛教之淳樸,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后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我不是復古的,也決不是創(chuàng)新的,是主張不違反佛法的本質,從適應現(xiàn)實中,振興純正的佛法。所以三十八年完成的『佛法概論』「自序」就這樣說:「深深的覺得,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真諦的。大乘佛法的應運而興,……確有他獨到的長處。……宏通佛法,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著重于舊有的抉發(fā),希望能刺透兩邊(不偏于大小,而能通于大小),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中,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fā)揚起來」!──這是我所深信的,也就是我所要弘揚的佛法。

　　這一信念,一生為此而盡力的,是從修學中引發(fā)決定的。在家時期,「我的修學佛法,一切在摸索中進行。沒有人指導,讀什么經(jīng)論,是全憑因緣來決定的。一開始,就以三論、唯識法門為研求對象,(法義太深),當然事倍而功半」�！附�(jīng)四、五年的閱讀思惟,多少有一點了解。……理解到的佛法(那時是三論 [P3] 與唯識),與現(xiàn)實佛教界差距太大,這是我學佛以來,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阜鸱ㄅc現(xiàn)實佛教界有距離,是一向存在于內心的問題。出家來八年的修學,知道(佛法)為中國文化所歪曲的固然不少,而佛法的漸失本真,在印度由來已久,而且越(到后)來越嚴重。所以不能不將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游心法海六十年』)。我在佛法的探求中,直覺得佛法常說的大悲濟世,六度的首重布施,物質的、精神的利濟精神,與中國佛教界是不相吻合的。在國難教難嚴重時刻,讀到了『增壹阿含經(jīng)』所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叵氲狡胀由介啿貢r,讀到『阿含經(jīng)』與各部廣『律』,有現(xiàn)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而不是部分大乘經(jīng)那樣,表現(xiàn)于信仰與理想之中,而深信佛法是「佛在人間」,「以人類為本」的佛法。也就決定了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場與目標,如『印度之佛教』「自序」所說:「深信佛教于長期之發(fā)展中,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煉之,愿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來,動機之所出,于身心國家實益之所在,不為華飾之辯論所蒙(蔽),愿本此意以治印 [P4] 度之佛教」。所以我這一生,雖也寫了『中國禪宗史』,『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對外也寫有『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上帝愛世人』等,而主要是在作印度佛教史的探討;而佛教思想史的探究,不是一般的學問,而是「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煉之」,使佛法能成為適應時代,有益人類身心的,「人類為本」的佛法。

　　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我是「為佛法而研究」,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的。我的研究態(tài)度與方法,民國四十二年底,表示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一文中。我是以佛法最普遍的法則,作為研究佛法(存在于人間的史實、文字、制度)的方法,主要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改鶚劶澎o」,為研究佛法者的究極理想。「諸行無�！�,「從佛法演化的見地中,去發(fā)現(xiàn)佛法真義的健全與正常的適應」。「諸法無我」中,人無我是:「在佛法的研究中,就是不固執(zhí)自我的成見,不(預)存一成見去研究」。法無我是:一切都是「在展轉相依相拒中,成為現(xiàn)實的一切。所以一切法無我,唯是相依相成的眾緣和合的存在」。也就 [P5] 因此,要從「自他緣成」,「總別相關」,「錯綜離合」中去理解。這樣「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成果,才不會是變了質的違反佛法的佛法」。這一研究的信念,在五十六年(夏)所寫的「談入世與佛學」,列舉三點:「要重視其宗教性」,「重于求真實」,「應有以古為鑒的實際意義」,而說「真正的佛學研究者,要有深徹的反省的勇氣,探求佛法的真實而求所以適應,使佛法有利于人類,永為眾生作依怙」。那年冬天,在『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自序」,把「我的根本信念與看法」,列舉八項,作為研究佛法的準則(略)。我是在這樣的信念、態(tài)度、理想下,從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研究,但限于學力、體力,成就有限,如七十一年六月致繼程法師的信上說:「我之思想,因所圖者大,體力又差,致未能完全有成。大抵欲簡別余宗,必須善知自他宗,故在『妙云集』上編,曾有三系經(jīng)論之講記,以明確了知三宗義理之各有差別,立論方便不同。晚年作品,自史實演化之觀點,從大乘佛法興起之因緣,興起以后之發(fā)展,進展為如來藏佛性──妙有說;從部派思想之分化,以上觀佛法之初期意義。澄其流, [P6] 正其源,以佛法本義為核心,攝取發(fā)展中之種種勝義,以期更適應人心,而跳出神(天)化之舊徑。此為余之思想,但從事而未能完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