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師悟道年時考

(一)簡狀

　　印光法師,法諱圣量,自署常慚愧僧,1861年出生于陜西省合陽縣,俗姓趙。幼攻儒書,21歲出家,22歲受具足戒。行腳參方,博學(xué)多聞,勤于勞作苦行,而以凈土法門為根本之修持。33歲,由北京至普陀山法雨寺,精修念佛達二十余年。1918年(民國七年),法師58歲,始有居士將其文稿二十余篇刊印為《印光法師文鈔》,此后,漸以增廣。法師于蘇州報國寺創(chuàng)立弘化社,為近世流通佛教典籍之重鎮(zhèn),曾出版佛書五百余萬冊,佛像一萬余幀。70歲息居于報國寺,致力恢復(fù)蘇州靈巖山寺為十方凈土道場。77歲,移居于靈巖山寺。1940年,法師80歲,10月28日召集僧俗大眾,安排寺務(wù),付托后事。11月4日晨,跌坐椅上,于全寺大眾念佛聲中,安祥示寂。茶毗后,建靈塔奉舍利于靈巖山寺。

　　海內(nèi)外皈依法師座下稱弟子者二十余萬人,其中頗多高階層知識分子。如弘一法師、丁福保居士等,率皆依以為親教師。法師遺著收錄于《印光法師文鈔》正、續(xù)編和第三編,計:書函、序、跋、疏、記、論、說、銘、志、贊、頌以及雜著等,都為文獻1809篇(初步統(tǒng)計)。

　　繼清代梵天實賢、紅螺夢東大師之后,印光法師被我國佛教界(漢語系)尊為凈土宗第十三祖。

(二)應(yīng)知

　　印光法師被尊為凈土宗一代祖師,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這是我國近世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因緣。紹隆祖位,續(xù)佛慧命,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這是自不待言的。悟佛心燈,傳佛心印,名之曰祖。如達摩大師說:“明佛心宗,行解相應(yīng),名為祖師。”(〈〈寶林傳》)這不但禪宗如是,凡是佛教各宗諸祖,其根本宗旨,亦都莫不如是。只是,各宗的說法,根據(jù)其宗派特色,或曰明心見性,或曰大開圓解,或曰即身成佛,或曰念佛三昧等,為不同而已。凡已明心見性乃至獲證念佛三昧者,雖然不必定皆紹祖位;而紹祖位者,則必須是已得明心見性,乃至已得念佛三昧者,則是理所必然的事情。

　　印光法師,紹隆祖位,其已契證念佛三昧,固然是決定無疑的事情。然而,近世以來,特別是現(xiàn)代,由于對印光法師的研究還很不夠,以致還有不少的初心的佛教徒(包括僧俗四眾)、對印光法師不能如實地正確地認(rèn)識,更談不上對他的遺教有所足夠的應(yīng)有的重視,把他與泛常僧人等量齊觀;甚至還有一些佛教徒,對他還很不了解,還很陌生。

　　應(yīng)當(dāng)指出,研究印光法師,加深對他的了解,發(fā)揚其遺教,這對于現(xiàn)時代和實踐佛法,都具有著十分重大和極為深遠(yuǎn)的意義。印光法師,無論從儒教到佛教,從做人到學(xué)佛,從家庭到社會,從倫理到教育,從藥方到保健,從國民到國家,從世間法到出世間法,從方便到究竟,于一切方面,都不能不說是近世佛門中一位杰出的、偉大的、光輝的典范人物。他生活的時代,距今半個世紀(jì),世事。人事,雖然已經(jīng)發(fā)生巨大的變遷。然而,時間畢竟不算太遠(yuǎn)。他所提倡的上述各方面的道理,應(yīng)該說依然還是真理,永遠(yuǎn)是真理,絲毫也沒有改變。如實地研究和了解印光法師,無疑地將會對我國佛教徒繼承發(fā)揚佛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促使當(dāng)代佛教更加完善地與現(xiàn)代社會相協(xié)調(diào),住持正法;自利利他,愛國愛教。以及對國際間佛教界的友好交往,產(chǎn)生更進一步的良好影響。

　　作為自從皈依佛門一開始,直至現(xiàn)在,始終熏沐在印光法師遺教恩惠之中的我自己,也并沒有切實地踐行法師的教誨,談不上對法師的實際能夠有所正確的認(rèn)識。勉為此文,對法師的悟道因緣,試為探討,并以就教方家;若能起到一點磚石的作用,便屬萬幸!

(三)示法

　　關(guān)于印光法師在其生涯中,何時獲證念佛三味,發(fā)明心地的問題,實為我國近世佛教史上不容忽略的重要問題。其《文鈔》之各編,法師自己不僅不肯明說,相反,總是以凡愚自居。紀(jì)念法師的文章,或編者的語言,對法師悟道一事,雖然都予充分肯定,臨到具體,也都含糊其詞,或語焉不詳。所以,頗有研考的必要。

　　印光法師之為人,一味平實,敦樸天然。恪守佛祖風(fēng)范,謹(jǐn)遵《楞嚴(yán)經(jīng)》所說“終不自言……泄佛密因,輕言未學(xué)”的佛制,于其自己所悟所證境界,從來不肯銜示于人。我們探討他的悟道年時,也只能根據(jù)他的遺著《文鈔》中的書信、論文等,推研考究,加以判斷。

　　印光法師對學(xué)人的每一項開示,每一篇文字,皆無不是自己在躬行實踐中真修實悟以至確證所體驗的實際,絕無一言一句虛發(fā)。這從他開示別人的書信,也可以證知。他開示說:“凡欲勸人,必須自己實行其事,則人自依從。”(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三《復(fù)王雨夕?王雪夕居士書》并且反復(fù)強調(diào)“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此自利利人、已立立人之鐵章程也。”(《文鈔〉〉三編《復(fù)林贊華居士書?十》)同樣開示,反復(fù)見于致李爾清、薛英慧、劉一鶴、朱萬僧等許多人的書函中,具見他重視于此的程度。

　　關(guān)于悟和證的問題,印光法師開示說:“悟者,了了分明,如開門見山,撥云見月。又如明眼之人,親見歸路。亦如久貧之士,忽開寶藏。證者,如就路還家,息步安坐。亦如持此寶藏,隨意受用。悟則大心凡夫,能與佛同。證則初地不知二地舉足下足之處。識此悟證之義,自然不起上慢,不生退屈。而求生凈土之心,萬牛亦難挽回矣。”(《印光法師文鈔》正編卷一《復(fù)永嘉某居士書?五》)可謂語語見諦,字字契真;簡明確當(dāng)至極。

　　法師閉關(guān)結(jié)七、克期取證。曾向康澤法師說:“光必以死期敗烈(原注:死期敗烈,北方土語,烈者,功烈。敗者,敗壞。如張巡守睢陽,誓立滅賊功烈。以死為期,決不退敗。若不死,必定要成此功烈。若死,才見敗壞耳。此語,北人常談,南方未曾未聞,故標(biāo)其意致耳。)哀求加被。即當(dāng)時不蒙加被,終有加被之日……決定要得心佛相應(yīng),方可稍安此心。”(《與康澤法師書〉〉〈〈印光法師文鈔》卷一)這是何等語氣;出自一向以“身教重于言教”為規(guī)箴的印光法師其人之口!所謂曠劫殊勛,在此一舉,大事不辦誓不甘休。破釜沉舟,可為確證。

　　關(guān)于修持工夫方面的開示甚多,這里不能羅列,且舉二三例稍加說明�！稄�(fù)明道法師書》說:“若心中空空洞洞,除一句佛外,別無一念可得,則庶幾有得矣。”(《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一)明道法師原為居士,輔佐法師在弘化社工作多年,遂即出家,關(guān)系可謂至近,所教皆是實際;這也是法師所親歷的修行過程,可以肯定。又如《復(fù)徐紫焜居士書》說:“凡靜坐時,但心中默念佛號,此外不加一點別的工夫,及別的念頭。久而久之,全佛是心,全心是佛,心佛不二,心佛一如。且問甚么禪定有如此之深妙乎?甚么工夫有如此之高尚乎?”

　　(《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三)也是法師自己由此走過來的道路,故以萬分決定的口吻為人揭示。又,《復(fù)唯佛居士書》說:“至于現(xiàn)在生之如何若何,一任其水到渠成,春來花放。”(同前)則純?nèi)皇枪し虻郊?“隨緣消舊業(yè),更不造新殃”的境界的吐露。舉凡《文鈔》中,類似的開示,貫徹始終,如上所舉,不啻滄海一滴。

(四)泄真

　　舉凡三編(共十大卷)《文鈔》,全是印光法師悟道以后的真實悲智的吐露。不過,就中也可以看出其直接顯示“本來面目”的地方。當(dāng)時,有一位高鶴年居士,踏遍名山,于禪于凈,皆有高深造詣,與法師過從甚密。高居士時有不憚遠(yuǎn)勞,擬欲朝禮云南雞足山(傳為摩訶迦葉尊者——禪宗初祖之道場)的想法。法師開示說:“竊謂不須遠(yuǎn)去。但取可安身處,隨緣念佛即已。雞足之行,若在海道,則頗費錢財。若在陸道,則苦不堪言。何如倒卻門前剎竿,隨時隨處與迦葉尊者晤對之為愈乎!”《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一《復(fù)高鶴年居士書?二》)直揭本地風(fēng)光,完全是禪師的口吻。這封信寫于1918年,即民國七年十月十五。(印按《五燈會元》卷一:阿難一日間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襕袈裟外,別傳個甚么?迦葉召阿難,阿難應(yīng)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剎竿著!”)又信開示高居士說:“而念佛三昧,仍是全體業(yè)力。……誰知宿業(yè),竟與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滅。”(同上?復(fù)書?三)這種吐露,絕非泛常之語。我們所應(yīng)著意之處,如文中用“仍是”、“竟與”這樣的副助詞來行文,很明顯,是己經(jīng)親臨其境,見到“原來是這樣”的口氣。文中“誰知”,語意幾甚明顯,意即“迄今為止;不曾知道,到現(xiàn)在,才知道。”意即“原來不曾求到”,“哪里知道,原來竟而這樣!”所以,這“誰知”兩個字,也是我們不可馬虎、草率,當(dāng)面錯過的。這與永嘉禪師《證道歌》說“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同出一轍。高鶴年居士一生獻身佛教,曾舍家為寺;南參北學(xué),遍訪天下知識;深通教相,頗具一定的契悟,實為法門巨擘。與法師聲氣相通,法師向之而發(fā)如上之語,殆非無端。這封信,寫于1919年,民國八年十月初四日。明朝萬歷年間,蓮池大師行腳來北京到東昌,述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佛魔空爭是與非。”后來,憨山大師指出,這是蓮池大師悟道的發(fā)露。(《云棲法匯?古杭云棲蓮池大師塔銘》蓋偈之首句的“疑”字,與次句的“遏”字相為呼應(yīng);而直接揭示則在偈之末句。有識者謂,現(xiàn)在印光法師親見“宿業(yè)與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滅”,也正是這個道理。——佛魔空爭是與非。(《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一.47頁)

(五)時限

　　印光法師之向外界發(fā)表文章,其時始自1912年,即民國元年。盡管這時發(fā)表文章,還不是出于法師自己的本意,但是,不管如何,這時(應(yīng)是較這時更前些時)法師已經(jīng)寫出了多篇文稿,而且,現(xiàn)在收錄在《文鈔》正編第二卷中的八篇論文,其中半數(shù)以上,是這個時候的撰著。似乎,可以這樣說,這是法師數(shù)十年由修到悟至證的豐碩成果;是(自出家)三十多年來苦行精修的心血結(jié)晶。是永不磨滅的法身舍利。從此往后,直至圓寂,又是一個三十年間,這種結(jié)晶和舍利,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滔滔不絕,廣化眾生。

　　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法師52歲,這個時間,是他自利利人的分界。在這以前,他專門自修。他的性格,他的作風(fēng),完全可以說明,他是一個非常認(rèn)真的人;直到他自己認(rèn)為此事(出家根本大事)已經(jīng)有把握了,已經(jīng)穩(wěn)妥了,他才肯把精力轉(zhuǎn)移向外,隨宜施化,利益他人。(專門自修和向外施化,是約主要傾向說。即自修時也隨緣施化;施化時也更是自修。不可作絕對的理解。)關(guān)于這個歷史時期的轉(zhuǎn)折點,法師在遺著中曾有數(shù)處自述。現(xiàn)在引其一處自述說:“二十余年(按此指:自1893年光緒十九年,33歲,由北京到普陀山法雨寺時起,至1918年,民國七年、58歲;共25年間)印光二字,未曾一露于外,故無一過訪與通信者。自民國元年(1912),高鶴年居士給(原文注曰:給,音臺,上聲,欺也)其稿去登《佛學(xué)叢報》,彼以光不欲令人知,因用一‘常慚\’之名,此非是名。而徐蔚如、周孟由見之,甚喜與已之知見相合。遍問諸人,皆不知。,至民國四年(1915),蔚如問于諦閑法師,諦師以光告。常慚,諦師亦不知。以鶴年持其稿,令諦閑法師看過故也。從此,蔚如搜羅排印(原文注:在北京)。至七年(1918),又令上海商務(wù)印書館排印留板。從此以后,日見擾壤。欲求一日之閑,不可得也。自此以后,不能不用印光之名。故凡有求題跋者,皆書‘常慚愧僧釋印光\’耳。”(《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四《卓智立居士書?一》)由此可見,法師謙德流光,終不可掩;因緣時至,水到渠成;龍?zhí)焱瞥?乃是勢所必然的事情。

　　1913年,民國二年秋頃,高鶴年居士至普陀山拜謁印光法師,乞其論文《凈土法門普被三根論》、《宗教不宜混濫論》、《佛教以孝為本論》、《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等四篇,稍遲復(fù)將《凈土決疑論》等,先后刊載于上海狄楚青居士主編的《佛學(xué)叢報》。真達、了然、德森諸師所述《印光大師行業(yè)記》說:“師出家三十余年,終清之世,始終韜晦,不喜與人往來,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以期晝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文鈔)第三編卷下)事實正是這樣。

　　總之,據(jù)如上事跡,我們可以證知:印光法師悟道(得念佛三昧)年時的最后限,即當(dāng)在這時期。則其悟道的具體時限,若在光緒末年時,或在宣統(tǒng)年間,至遲亦當(dāng)在民國元年以前,是可以確定無疑的。

　　由于印光法師之為人,謹(jǐn)嚴(yán)至極,絕對是如《論語》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的徹底實踐者。從其一生誨人不倦的文字般若來看,無一不是反映出這一點而閃爍光輝。他“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關(guān)于個人修證所得方面,他有兩條原則:一是嚴(yán)守佛制,絕不銜露于外,以防止、杜絕授與奸佞邪妄者以口實;二是觀機逗教,無緣(平等)無私,絕不肯以自己尚未企及者,以教示他人。其論文并諸函文等所有文字,皆從其徹底了悟的心地中流出,如數(shù)家珍,而又復(fù)應(yīng)機施教,俾僧俗一切人各能獲得佛法的真實利益。如高氏乞去的數(shù)篇論文,按佛門常情,亦不可能是悟道之后的即刻之作。就一般情形說來,悟道以后,還須善養(yǎng)其道,還須有一個由修至證的過程。如法師致高鶴年居士書,很謙遜地說:“只因久居普陀,每有命其代表者,略錄一二,

　　以備自覽。”(《文鈔》第三編卷一《與高鶴年書?-》)此信是法師于民國三年(1914)四月初八日所寫。由此可知,其所有文章,應(yīng)是發(fā)明心地、已事已辦、悟道以后若干年月,逢遇因緣所心,為挽救時弊,有所針對而不容不寫。寫,乃是有鑒于當(dāng)時佛教界的情況,運其大悲大智的正覺之

　　何況,了悟心地大事,實非細(xì)事。如印光法師,一貫沉潛厚重樸實無華;凡事必操至確實穩(wěn)妥可靠程度方可。對于這種千古以來根本大事,當(dāng)然不肯草率,必然如同古德風(fēng)范。即悟道以后,還須在一定條件下,繼續(xù)息緣住靜,如同撫育初生嬰兒一般。所謂長養(yǎng)圣胎,而必不肯率爾出世應(yīng)事的。如唐大梅法常禪師,“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以景德傳燈錄》)如宋天臺德貫禪師,“三十年來獨掩關(guān),使符那得到青山。”官府相召,令當(dāng)寺院住持而拒絕之。(《禪林寶訓(xùn)》卷中)此凡在古德,幾乎無不如是。由民國元年至七年(1912-1918)這一段時期,印光法師仍然堅持不愿露面出名,可以說明這一點。

　　由此可知,印光法師,應(yīng)早在民國元年,1912年的若干年以前,便已經(jīng)大事了辦,即如所說獲證念佛三昧。其具體時間,固然不可以測定,總在清末民初這一段時期;是尚就其顯明可知,而較至遲的時限來說的。法師悟道時的年齡,核此時期,約當(dāng)他45歲,乃至50歲之間。

(六)追說

　　印光法師的《宗教不宜混濫論》。《凈土決疑論》等文章,被刊載于民國三年(1914)的上海《佛學(xué)叢報》。才一面世,立刻引起非同尋常的反響。此時,法師猶繼續(xù)晦跡韜光,不肯用真名,署以人皆不知為誰的筆號“常慚”。此論一出,直如杲日麗天,金鍮立判。被一致公認(rèn),是為人天眼目、正法眼藏。其時《佛學(xué)叢報》主編者評曰:“悟了妙心,精持全藏;高蹤卓犖,密行妙圓。稻光海岸,養(yǎng)慧珠于紫竹林中;閟跡岑樓,培智果于白蓮臺畔。”《印光法師全集)2556頁)可以說,語語允當(dāng)、言言中肯,并沒有些許溢美之詞。名士、佛學(xué)大家徐蔚如評曰“宗眼圓明”;許止凈評曰“深入華嚴(yán)性海。”

　　民國十一年(1922),當(dāng)時國民政府徐世昌大總統(tǒng),題賜“悟徹圓明”匾額,赍送普陀山,表揚法師道德。山中香花供養(yǎng),盛極一時。法師面對如此莫大殊榮,如同未見未聞。令將匾額收拾起來藏之,從來沒有懸掛。

　　如所周知,弘一大師是一位對待生活真理極其嚴(yán)肅認(rèn)真的人,從來不肯隨便許人,唯對印光法師,尊崇至極。自己已經(jīng)出家了,還一再懇求印光法師,一定要皈投其座下,為其弟子。民國十三年(1924),弘一大師給一位居士的信說:“朽人于當(dāng)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師。前年曾致書陳情,愿廁弟子之列,法師未許。去歲阿彌陀佛誕,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寶慈力加被;復(fù)上書陳清,師又遜謝。逮及歲晚,乃再竭誠懇請,方承慈悲攝受。歡喜慶幸,得未曾有矣。法師之本,吾人寧可測度。且約跡論,永嘉周孟由曾云:“法雨老人(印光法師)秉善導(dǎo)專修之旨,闡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蓮池,善巧如云谷;憲章靈峰(明蕅益大師),步武資福(清澈悟禪師)。弘揚凈土,密護諸宗。明昌佛法,潛挽世風(fēng)。折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化。二百年來,一人而已。誠不刊之定論也。”(弘一法師《復(fù)王心湛居士書》)由此可見,弘一大師對法師尊重仰慕之情,同時為法師作了如實寫照和評價。

　　最后,補充一點�！队」夥◣熚拟n》一書,曾經(jīng)受到日本國佛教界朋友的重視,并為之流通的殊勝因緣。印光法師說:“岡野增次郎、圓山和尚,不以光之文鈔蕪穢不堪見棄,殆宿世曾有緣之所致。”又說:“光文鈔,意雖可取,文不足觀。蒙圓山、岡野二開士,欲為流通,實深慚愧。”(《文鈔》第三編卷一《復(fù)恒慚法師書》一及二)

　　還有,當(dāng)印光法師圓寂的前一年,即民國二十八年(1939)冬季,曾有日本國佛教人士,專程來到蘇州靈巖山寺,訪問印光法師。文獻記述說:“謁見大師有所請問,互用筆談。大師自述略歷、行愿。”(《文鈔》第三編卷上首頁)互用筆談,這說明當(dāng)時沒有釋譯。好在彼此都是漢文字文化的國家,同氣連根。通過文字交流,心心相印。這實在是值得永久懷念的中日兩國佛教友好關(guān)系史上的一段佳話。

　　以上,敬請批評指正。謝謝!

　　注:此文末段所記,1939年冬有日本佛教人士來蘇州靈巖山寺謁見印光法師,互用筆談一事,承姚壽先生見示:在日本時曾聞諸牧田諦亮先生相告,訪問過印光法師,當(dāng)此時(1939冬)。又日本佛教大學(xué)學(xué)長高橋弘次先生見告云:先輩著名佛教學(xué)者塜本善隆先生有記述印光法師事跡之著書。塜本先生當(dāng)亦曾經(jīng)面見過印光法師,稻岡誓純先生見告其時,即塜本先生偕牧田先生二人來訪印光法師的。

　　“二戰(zhàn)”結(jié)束前,牧田諦亮先生在中國從事佛學(xué)研究工作,約十年以上時間(或更長時間),現(xiàn)年89歲,任日本歧阜女子大學(xué)教校,京都佛教大學(xué)研究生院導(dǎo)師,著作有《中國佛教史》等許多種,為當(dāng)代著名佛教學(xué)者。《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首頁只記時有外國人來訪,而未明記氏名。殆以當(dāng)時無翻譯,或因當(dāng)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抗戰(zhàn)方酣,故不予記之�，F(xiàn)在可以明確,1939年冬來訪者,當(dāng)為日人塜本善隆和牧田諦亮先生無疑。

　　傳印記 199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