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嚴法師思想行誼-《法鼓十年(1989～1998)》（五）

　　第五節(jié) 結語

　　從以上對農(nóng)禪寺和法鼓山的梗概歷史鋪陳中,可以發(fā)現(xiàn)佛教教育是圣嚴法師及其所領導的法鼓教團的主要訴求。也就是說,圣嚴法師領導其法鼓教團以佛教教育作為其入世行腳的出發(fā)與主軸,同時逐漸兼顧和擴及于慈善和文化等等其他方面,走向一個更全方位的佛教社會團體的發(fā)展。這種發(fā)展情形,其實也是佛光山、慈濟、法鼓山和中臺山這四大佛教道場發(fā)展走向的共同特色。雖然每個道場的出發(fā)點和所訴求的主軸有所不同,比如慈濟是以慈善救濟為主軸,但是后來的發(fā)展都是包含了慈善、教育、文化和修行等四大方面。因此,包含慈善、教育、文化和修行四方面的全方位發(fā)展,已是這些揉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教團發(fā)展的共同走向與趨勢。

　　根據(jù)江燦騰(1997:40),法鼓山事業(yè)的興起,是「運用經(jīng)營佛教百年大計的高等教育做策略性的訴求,很容易就能與積極傳燈的佛光山以及關注慈善事業(yè)的慈濟形成市場上的區(qū)隔」,因此「法鼓山的名號很快地就傳遍各地」,就此描述,可以佐證上段所言,圣嚴法師和其法鼓山事業(yè)是以佛教教育為其事業(yè)起點的主要訴求。不過,佛教教育是不是只是圣嚴法師為發(fā)展其法鼓山事業(yè)的「策略性」運用,或是圣嚴法師本人所堅持的信念,而發(fā)諸為各種行動來達到與完成這個信念,倒是值得再商榷。在民國七十八年(1989)之前,圣嚴法師即陸續(xù)以社論、專論和一般文稿的方式,在《人生月刊》上刊登有關佛教教育的文稿和呼吁。大致有社論〈佛教的教團與教育制度〉(1987a)、〈邁向明日的佛教〉(1987b)、〈當代佛教的沖擊〉(1987c),和在《人生月刊》附加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專頁」上的數(shù)篇專稿,即〈興辦教育、復興佛教〉(1988a)、〈我們不辦教育、佛教就沒有明天〉(1988b)、〈佛教需要優(yōu)秀的人才、優(yōu)秀人才需要好的教育〉(1988c)、和〈請為佛教百年樹人〉(1989b),以及專論〈培訓佛教人才、開創(chuàng)佛教事業(yè)〉(1989c),另外還有一篇《文殊雜志》編輯部訪問、圣嚴法師傳真回答的〈佛教明日的希望——圣嚴法師談佛教教育及中華佛學研究所〉(1989)。

　　在這些論稿中,多處可見圣嚴法師對佛教教育的大聲疾呼,比如:

　　今日若不重視佛教的高等教育,積極培養(yǎng)杰出的高等人才,為佛教架妥上層建筑的梁柱,來宣揚正確正統(tǒng)的佛法,則釋迦世尊以及歷代祖師們經(jīng)過長期努力修持而體悟出來的道理及方法,將無法傳承下來。(1988c)

　　專題專業(yè)的研究尚在起步的階段。所以在佛教的學術成果上,我們不及東洋的日本,也比不上西方的歐美。(1989b)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重視佛教的高等教育,造就更多的高級佛教人才,以具有碩士、博士的人才來從事于佛教的文化、教育或學術研究。(1989)

　　而圣嚴法師(1988a)本人也曾清楚地指出:「專心致力于修行方法的指導和佛教教育工作的推動,則為我不變的信念�！箍梢�,推動佛教教育并以其為主軸,并非只是圣嚴法師法鼓山事業(yè)的策略性訴求,其中確實涵蓋了他個人的理想與信念在里面。

　　經(jīng)由以上簡要的描述與分析,最后想要提出一點來總結全文。雖然從社會史的角度去探討一個教團之所以能夠興起與發(fā)展的原因,固然可以找出該教團所在的社會所可能提供的客觀有利或不利的外在條件,促使或阻礙一個宗教組織的發(fā)展,卻往往忽略了教團領導人個人生命經(jīng)驗和特質、背景的面向,更是低估了一個宗教組織和其領導人對外在社會環(huán)境所產(chǎn)生的覺知和回應能力。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具備某種特殊特質的領導人,和對外在社會環(huán)境的敏感度,縱使外在社會提供了有利的變項和條件,恐怕也不見得能使一個教團之所以能夠崛起和發(fā)展,以及之所以成為該教團而有別于其他教團的主要原因。而以教團內(nèi)部的觀點和語言來建構和描述一個教團的發(fā)展歷史,或許多少可以還原和回歸給該教團本身一個主動能動性的面向,并且呈現(xiàn)出他們是如何認知和看待他們的歷史。

　　◎本文初稿發(fā)表于民國八十九年(2000)六月十八日,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行,由臺灣宗教學會主辦(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協(xié)辦,內(nèi)政部贊助)的「臺灣的宗教研究最新趨勢」學術研討會上。由衷感謝法鼓雜志社,在本文初稿寫作之前,全力地配合相關資料與相片的提供,給予筆者諸多方便與協(xié)助,特此感銘之。

　　【注釋】

　　1.至于人間佛教思想在臺灣的實踐與發(fā)展,可能帶給臺灣佛教如何的「功」與「過」的問題,則是另外一個值得更深入探討的議題。

　　2.「佛教本身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和「個人的宗教觀」這兩個面向,是洪金蓮(1995)在《太虛大師佛教現(xiàn)代化之研究》一書中提出,用以分析太虛大師「人生佛教」形成的內(nèi)外在因緣,對此筆者在另外一篇文章〈個人、歷史與宗教:太虛大師、「人生佛教」與其思想源流〉(2002)中已有討論,在經(jīng)過該文的探討后,筆者個人也認為這兩個面向是探究「人生佛教/人間佛教」思想淵源的很適當角度,也很吻合筆者個人原先對此論題的看法,因此連帶「個人生平」這三個面向,在數(shù)篇文章中對相關論題做討論,將陸續(xù)發(fā)表出版。

　　3.農(nóng)禪寺是中華佛教文化館的開山東初老和尚初建于民國六十四年(1975)。

　　4.東初老人(1907～1977),民國前四年(1907)農(nóng)歷九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江蘇省泰縣之曲塘鎮(zhèn),俗姓范,年十三,披剃在本籍姜堰鎮(zhèn)觀音庵靜禪老和尚座下。民國十七年(1928),至鎮(zhèn)江竹林寺佛學院求學,十八年(1929)受具足戒于寶華山隆昌寺,次年,游學參方,進入太虛大師創(chuàng)辦的閩南佛學院。民國三十八年(1949)抵臺,并創(chuàng)辦《人生月刊》,民國四十四年(1955),破土興建「中華佛教文化館」,發(fā)起影印大正藏經(jīng),民國四十五年(1956)文化館落成,自任館長,除主持印藏及佛教文物出版工作外,又舉辦貧民救濟。民國五十四年(1965),創(chuàng)辦《佛教文化》季刊。五十六年(1967)受中華學術院之聘,任該院佛學研究所顧問。五十八年(1969)為撰寫《中日佛教交通史》東游日本。六十六年(1977)因著《中印佛教交通史》,專赴印度巡禮圣跡。同年亦赴美游化,返臺后,毅然創(chuàng)設佛教文化獎學金,鼓勵青年僧尼奮發(fā)向學。民國六十六年(1977)十二月十五日,無疾坐化,世壽七十一(圓香1978:1-8)。

　　5.在《圣嚴法師學思歷程》里,圣嚴法師也提到,東初老人「是太虛大師的學生」(釋圣嚴1993b:54)。

　　6.有關太虛、印順和星云三位法師這方面的相關論述,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已有討論,而各為一主題的中文版論文,目前正在進行中,就不在此多贅述。

　　【參考書目】

　　1.人生雜志編輯室:〈山川精英、人文斯匯——中華佛學研究所擴遷法鼓山因緣始末〉(人生雜志73,1989a)。

　　2.人生雜志編輯室:山川精英、人文斯匯——中華佛學研究所擴遷法鼓山因緣始末〉(人生雜志74,1989b)。

　　3.文殊雜志編輯部訪問、圣嚴法師傳真回答:〈佛教明日的希望——圣嚴法師談佛教教育及中華佛學研究所〉(人生雜志67,中華佛學研究所專頁7,1989年)。

　　4.王任光澤,Edward H.Carr著《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8〔1968〕年)。

　　5.江燦騰:《臺灣當代佛教》(臺北:南天書局,1997年)。

　　6.洪金蓮:《太虛大師佛教現(xiàn)代化之研究》(臺北:東初出版社,1995年)。

　　7.陳美華:〈個人、歷史與宗教:太虛大師、「人生佛教」與其思想源流〉《思與言》第40卷2期頁215-260,2002年)。

　　8.陳慧劍:〈圣嚴法師學記〉,刊于《當代佛門人物》,陳慧劍編著,頁97-12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

　　9.賈士蘅譯,西佛曼&格里福(Marilyn Silverman & P.H.Gulliver)編:《走進歷史田野:歷史人類學的愛爾蘭史個案研究》(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